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稍微长大些时发生的。二哥每次周末放学回来，邻居家的小伙伴们都会到我家找他玩。大概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他在家里给小伙伴们演示一个奇妙的玩具。这是一个有两个火柴盒大小的东西，底座是一块小木板。他将这个玩具放在桌子边沿，然后把一块碗口大小的圆形纸片与它相连——纸片被蜡笔涂成红色，四周还被剪出许多长条空隙；紧接着接上电池，用手轻轻拨动纸片，纸片就快速转动起来，看上去就像太阳在不断喷发着光芒。小伙伴们都凑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只能站在外圈，大家都感到非常奇妙。
观玩具
我上学后才知道那个玩具是电动机。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我在西单商场看到柜台里摆放着一些小牛皮纸袋，纸袋外面画着的图形和二哥当初演示的那个玩具一模一样，标价是0.50元一套，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两套；回家打开，发现里面是些组装零件，按照说明书去组装，一套也没有成功。原来这不是玩具，而是直流电动机原理的教学演示模型。对于一个没受过任何训练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来说，手工缠绕电动机定子、转子线圈，几乎是不可能的。电动机对我的**非常大，在北京买不到玩具电动机，我就写信给在上海的二哥，请他给我买台玩具电动机及磷铜丝。寒假时，这两样东西二哥都给我带回来了。
外壳喷着闪亮灰漆的电动机有墨水瓶大小，里面装有磁铁，接通电源，电机飞快地转了起来，不用手去触摸转轴，几乎看不到电机在转动，非常轻微均匀的“唰唰”声听起来格外美妙。在经历了对电动机的惊喜、好奇之后，我开始用这台电动机制作各种玩具；上中学后，很快就与班里几位同样爱好模型制作的同学成为好朋友；后来我们一起制作的舰船模型获得1979年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作品三等奖。毫无疑问，那个夜晚“太阳”发出的光芒，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小时候，我对大哥的印象就更少了。大哥在1965年——才16岁，就去了东北建设兵团。除了在上幼儿园时的周末，大哥和二哥接我回家外，只记得在一个春节前的夜晚，我躺在**快睡着了时，只听父亲在门外喊：“你们看谁回来了？”话音未落，父亲便肩扛着大旅行包推门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大哥。父亲为了给家人惊喜，接到大哥探家的电报后没有对我们说。大哥工作的地点紧靠中苏边境，回家要换乘好几次汽车、火车，耗时很长，非常辛苦，几乎是每次到家后，都要足足睡上两天时间。大哥每次探家都会带回沟帮子熏鸡，味道非常香。
1969年夏，外语附校俄5班合影
前排左起：杨丽英、金捷、白良炎、刘淑芳、冯临燕、贫下中农辅导员、陈幼阳、张莉、苏蓝蓝、丁小平、郭小流
二排左起：李季（班主任）、张国华（工宣队[6]师傅）、刘宪平、张大慰、史世忠、二哥、贾燕军、宋晓桐、李振水（贫下中农辅导员）、杨国强、缪韩、贺卫国、黄平江、钱小南（俄语老师）
三排左起：刘冠军、□□□、毛绍基、苑国良、张子镁、吴健、邓晓东、辅导员、袁明福、黄金鹏、刘广德（照片由袁帆先生提供，学校军代表、解放军报社记者周大可先生拍摄，当天有几位同学因故未到。资料来源：《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成立50周年纪念刊》）
“**”爆发后，全国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外语附校虽然于1967年复课，但学校和老师都受到严重的冲击，教学受到很大影响。在外语附校上学期间，除了学校签发的那张入伍通知书、几张照片和学生证、公交月票卡外，二哥没有留下其他资料。上方这张照片是1969年夏他们班在北京房山县西地村人民公社参加夏收劳动时拍摄的，也是二哥他们班小学、初中同窗六载留下的唯一一张集体合影。之后不久，他就参军入伍告别了学校。
从9岁开始，二哥在外语附校学习生活了6年多时间。在这所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受特殊的学习环境和氛围的影响，打下了他正直、诚实、开朗、热情的品格基础，养成了他好学、钻研、思考的习惯，对他之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外语附校小学部走出的那些小三届的学生，不论年龄、语种是否相同，他们对这所学校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同学之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
[1] 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在本书中简称“外语附校”。
[2] 本书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历史情况，参考了鲍安琪《“北外附”的芳华岁月，一代特招的外语幼童》，详见2020年1月6日总第931期《中国新闻周刊》，在此向作者致谢。
[3] 三年困难时期，指1959—1961年。
[4] 摘自鲍安琪《“北外附”的芳华岁月，一代特招的外语幼童》。
[5] 未做特别说明，本书单人照均是二哥本人。
[6] 工宣队，“文革”时期成立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大学、中学都派有工宣队代表。同时还有军宣队，即“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大学、中学也都派有其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