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为什么两位年轻帅气的海军战士着装不一样？袁帆在东海舰队服役，军纪严明，“十一”之后，部队统一换装；二哥在学校读书，没有直接的上级军事管理单位，着装要求不那么严格；再加上十月的上海天气还比较热，而北方天气已经有些凉意了，也就有了着装的不一样。
1974年5月，海军继1965年改穿灰军装后，率先在全军换装。军官戴大檐帽，士兵的“水兵帽”上有两条黑飘带。在“**”期间全国军装一片绿的情况下，海军的军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974年8月，二哥放暑假回家，穿着新军装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就返回上海。
有一天，邻居对母亲说，你家子秀的照片放在照相馆展览呢！全家人都不相信，感觉她可能认错人了。之后，又有一些邻居来讲此事，母亲就去了北太平庄照相馆，回家后告诉我们果真如此。后来，我也专程去照相馆，看到二哥的大幅彩色照片就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两条有着金色船锚图案、世界海军通行的黑飘带搭在肩上，人显得格外英俊。“**”时期，提倡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照相馆将二哥的照片作为军人形象的代表。
1974年8月，水兵照
海军恢复新军装不久，这两条飘带就被要求剪掉了，所以在他们的合影中，看不到军帽上的飘带。个中“原因”说法很多，不过两年之后，飘带又恢复了。飘带的取消与恢复，也凸显了那一特殊年代的历史。
1975年10月5日，吴立、二哥、袁帆、郭庆刚（自左至右）在鲁迅纪念馆
那天陪二哥他们三人一起去虹口公园并为他们照相的，是这张照片中的陆军军官郭庆刚先生。郭庆刚是吴立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同班同学，来自解放军工程兵某部；郭庆刚同部队的战友赵芳则是和二哥分在一个班；吴立又是二哥的小学校友，大家都是军人，有了这几层关系，郭庆刚和二哥自然也成了熟人。
在班里15位同学中，二哥是年龄最小的。由于之前在外语附校学的就是俄语，且在部队工作中继续使用，相比其他几乎没有俄语基础的同学来说，他在学习上就轻松多了，在学校他也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不似现在这样开放，来自其他地方的同学听不懂上海本地方言，上海话几乎就是另一门外语。二哥买了一本学习上海方言的书，一边自学一边主动与上海本地同学交流，很快他不仅听得懂也会说上海本地话了，以后同学们一起外出，如需和上海本地人交流，都是由他出面负责。[4]
郭庆刚先生给我讲了他和二哥出游的一件事。在学校工农兵学员中，军人是最受大家喜爱和尊重的。当时，有一位来自杭州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法语的中学老师，虽然不与郭庆刚同班，但与郭庆刚关系很好。这年“五一”节前夕，这位老师热情邀请郭庆刚去杭州他家玩，郭庆刚就叫上二哥一起去。两人坐火车从上海来到杭州，当晚就住在了位于老城区的老师家。知道二哥会说上海话，老师给他们准备了自行车。这样，两人白天骑车到处游玩，晚上回到老师家。他们游览了西湖、灵隐寺、雷峰塔等景区，两天后坐火车回到上海。
郭庆刚邀二哥一起去，即说明了两人关系很好，同时也因为在上海读书的这些外地同学中，只有他会说上海话。人去多了会给那位老师增加压力，而一个人又显孤单，况且听不懂当地人说的话，连打听道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位老师邀请他们去杭州玩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淳朴友善的情感。
关于这张他们合影的照片，吴立女士写了如下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