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于外因要做好分析研究工作，要在有利因素中看到不利因素，也要在不利因素中看到有利因素。要研究外因与自己主观意图的联系及它和其他别的什么事情的联系。有些因素是这样的，它们在这一范围不利而在另一范围则有利或者相反，我们此时这样利用有利，而彼时那样利用就不利。这种情况很复杂，只有对具体的外因做好具体的分析研究工作，才能保证正确地利用外因。
五、要利用外因而不依赖于外因，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外因对内因的反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外界）。
我们不是外因论者，但革命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因都利用起来，尽可能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在有利因素面前，我们不能轻易乐观，要谨慎，在不利因素面前我们绝不能悲观，要看到它是可以转变的。我们要鼓起勇气，依靠我们主观的努力去转变它，使它从不利转化为有利。
上述观点对于正确地对待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也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
1976年3月
二哥之前的文字，涉及理论方面的内容较少，前面那封写于1975年的家信，谈的也是对人生成长的认识，但这两篇文章，显示出他已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上海后期，他的思想逐渐成熟，由于掌握了正确的认识论及方法论，加上对逻辑学的学习研究，他的思辨能力显著提升，为日后更深层次研究理论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国家改革开放、干部制度改革、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考探索，对改善部队工作有明确的思路想法，这些都得益于在上海期间思想的转变与成熟。
这两篇关于矛盾无时无刻不存在、矛盾内外因的作用及转化的认识体会，对二哥后期的工作生活很有指导意义。其一是建立了正视人生矛盾、不畏困难、勇于挑战的信心；其二是明确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注意内外因的转化。这对他解决具体工作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此时他不满22岁。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等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著述，对他很有启迪。
“**”时期，受国内外形势影响，外语附校很多同学还没有毕业就先后走上了从军之路。同届法语班同学吴立[3]于1969年12月入伍，在福州军区服役；法语班袁帆同学则在1970年12月入列东海舰队。虽然袁帆也是一名海军战士，但几年时间都是在沿海地区的一个深山沟里，干着挖山洞、建机场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工作很出色。他们似乎有着相同的命运，吴立在1973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继续学习法语，与二哥是同届；袁帆则在1975年被部队推荐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当初，在外语附校第一学年，法、俄语未分班前，他们三人曾同在一个班学习。
袁帆在前往北京上学的路上，途经上海，特意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看望分别多年的老同学。1975年10月5日是星期天，天气晴朗。上午，三个当初只是9岁的稚嫩儿童，此时都已是英姿勃发的解放军战士，再次相聚，留下了永恒的瞬间。照片中，两个海军小伙英俊帅气，陆军姑娘漂亮文静。1964年，学校组织春游时，他们三人曾出现在一张合影中。时隔11年，同为军人的他们在上海重逢，也是一种奇特的缘分。虹口公园就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近，他们一起参观了位于虹口公园内的鲁迅纪念馆，度过了一段愉快难忘的短暂时光。下午，袁帆就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了袁帆与二哥的永别。真是一生一会。
三位当初的同窗少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校门前合影
两位英俊的海军战士（左为袁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