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经部队推荐、学校考试，二哥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成为当时人们所称的“工农兵学员”，所学专业仍然是俄语。15岁从学校到部队，此时19岁的他又从部队到学校，而且这是他第二次经推荐、考试合格后入学。人生中就是有这样的巧合。
临去上海上学前，部队领导批准二哥休假。这是他入伍后第二次探家。上学后，学校每年放寒暑假，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些。但我那时年龄还小，他与三哥之间的交流更多些。
1974年3月于上海外滩
在上海学习是二哥人生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不是指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而是指观察思考的角度变化对他产生的影响。
大学与部队有着很大的差异。部队驻地是在北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信息非常闭塞，各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人的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而大学是开放性环境，有学识渊博的教师、丰富的书籍，有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工农兵学员，各种思想在这里不断碰撞、交融。
上海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活跃，物质文化生活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后期，在上海曾出版一种名叫《摘译》的内部期刊，里面刊载的都是苏联及西方国家的一些最新文学翻译作品。在那个封闭的年代，这些作品成为普通群众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这种期刊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每次放假，二哥都会带回一些。像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失利、日俄海战等历史事件，我都是通过《摘译》了解到的。
进入“**”后期，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在上海，二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社会。
因这些环境因素的改变，二哥的视野变得格外开阔。他开始以自己的头脑去审视事物，思考问题，思维方法与在上学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上海读书这个阶段，对他后期的思想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他在上海的最大收获。
大学三年是二哥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人生最佳的一个学习阶段。他本身对俄语就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学习压力不大。除了专业课以外，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阅读上，学校里浩瀚的书籍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他博览群书，除了经典的马列著作外，还广泛阅读了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
一个人的成长，无不承载着时代的烙印。那个时期，人们主要接受的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充满家国情怀，当二哥的思想趋于成熟稳定后，他开始意识到对两个弟弟的责任。从此，不论是放假回家还是在家信中，他都和父母沟通，鼓励三哥和我多读书，不要把大好时光荒废掉。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他的思想逐渐影响了我。
我是在1969年秋季上小学一年级。记得临入学前，父亲带我去学校见老师面试，实际上也就是考查每个儿童的基础智力，当时也就是数数而已。虽然是“**”时期且复课不久，学校、老师普遍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整个社会儒家传统文化的根基还没有被完全摧毁，家长是普遍接受老师严格管教子女的。父亲曾讲过，大哥在上小学时，一天老师来家访，赶上家人正在吃饭，可能是老师认为大哥的态度不好，当着父亲的面，一把就把大哥的筷子给夺了下来，不让大哥吃饭。父亲一面批评大哥，一面向老师道歉，说没有管教好孩子，孩子不懂礼貌，顶撞了老师。这大概就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一个例子。
上小学时，学校还有留级制度，期末考试语文、数学两科成绩不及格的，下学期就要蹲班留级。二年级时，班里两位男生就留级了。
三年级时，学校举办了首届速算比赛，我获得年级第三名；下一年度比赛，得到年级第五名。当时的奖品就是一张明信片。除了数学竞赛，学校还举办诗歌朗诵比赛、体育比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