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人们比较难以接受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又十分需要的东西就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正如同为了跳远而必要的后退一样，暂时的艰苦是为了长远的幸福，但如果达不到这一目的，艰苦奋斗就失灵了。因此，我们在向群众做艰苦奋斗的教育时，应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利益。
人是有思维的动物，都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是物质需求，第二是精神需求。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既不能合二为一，又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互相弥补，但不能互相替代，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我们的领导必须了解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这种关系，不能一味地要求用精神代替物质，要看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因为它们之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促退。
无数同类个体的特性形成了该类整体的共性，每个人都想活下去的个性形成整个人类为生存而奋斗的共性，这是我们在解释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我想，每一个革命者参加革命时，他的目的绝不是牺牲，而是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民，也包括解放自己。只是在需要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民的解放而献出生命时，他才做出牺牲的。同样，我们每一个参加工作的人也都不是为了艰苦而来的，而是希望通过自己和大家共同工作，换来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体的幸福生活。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需要我们艰苦时，我们才承担艰苦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在条件许可时，逐步解决人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在艰苦奋斗中有所收益。艰苦奋斗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丧失了手段的意义后，它就不灵了。对于普通群众来说，理想与信仰不是很坚定的，革命口号的号召力量、思想教育的刺激力量也都是有限的，实际的物质利益是影响他们思想的决定因素。只有当他们在物质上得到好处时，他们的工作热情才会高涨。人们在决定一件事应不应做之前，总是要考虑它的实际价值的大小。如果我们只是在口头上号召群众去发扬革命精神而不去解决群众的那些应该而且可以解决的柴米油盐问题，则群众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因为他们不明白这是为谁干。再者，群众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我们只在口头上讲解决群众的困难，而没有具体解决措施，那实际上是在反对解决群众困难。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认识到，群众的思想问题总是由具体问题（物质的、精神的）引起的，总是有一定的具体原因的。我们一定要针对这些具体原因去做工作。讲一些大道理不能说不对，但要联系实际，尤其要与群众的具体问题相联系，否则就无用。因为大道理本身缺乏针对性，如同某些看似能治百病但实际上百病不治的药品一样，它可以针对一切人，然而又可以说谁也不针对。因此，我们要做好工作，就不仅要讲大道理，开大会，做动员，而且还要找出导致群众产生思想问题的具体原因，把那些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当然，对于某些人因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要求而产生的思想问题要重点进行思想教育，打通思想，使他们能正视现实，抛弃那些个人主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要求；同时，也要解决他们的要求中那些能够解决的具体问题。
这篇日记的核心是阐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之间的辩证关系。二哥在日记中指出，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阶段，我们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我们投身革命工作、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说到底还是为了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水平；我们不是为了艰苦奋斗而参加工作的，艰苦奋斗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解决群众切实困难并不矛盾，都能够起到激发人们干劲的作用。他特别从人性角度出发，分析了物质因素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果解决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就必然会调动人们积极性。但现实的问题是，一些人把艰苦奋斗视为一种万能的武器，有人甚至把艰苦奋斗作为抵御群众要求解决实际困难的挡箭牌。如果领导者一味地要求人们艰苦奋斗，对群众眼下的困难漠然置之，那么人们的积极性又如何调动呢？光喊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平实的语言显示了二哥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所说在理，富有穿透力。
二哥在这段时间的日记，有大量针对国家民主制度建设，克服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及部队具体工作的分析思考，以及对思想僵化的批评；所表达的观点，体现了他的思想认知水准。
日记中，没有任何二哥在这段时间内具体工作的记录，尽管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军事任务。
1978年11月6日，二哥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第一次谈恋爱的经历，预示着他的人生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1977年10月，军装照
1978年7月，在延庆龙湾大桥
[1] 刘敏，二哥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时晚届的同学。
[2] “二万五”，指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3] 压铺板，指为达到复员转业的目的，不起床、不上班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