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6年上初中。学校离家较远，出家门一直向西，走到北京医科大学宿舍区（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东墙那儿向右拐，再向北，穿过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步行40分钟左右才到学校；中午放学后回家吃饭，往返时间非常紧张。我们那届学生的家离学校都很远，老师对此也非常同情。当时，学校食堂条件有限。第二年，在老师的争取下，学校同意个别路远的同学可以在学校入伙，和老师们一起吃饭，我在其中。那时物价非常便宜，素菜5分钱一份，荤菜一毛钱一份。父母每月给我2元伙食费，二哥知道我在学校食堂吃饭后，基本上每月会寄给我2元钱，这也是他在信中说对我的情况心里感到特别难受后提供的帮助。
兄弟四人当中我年龄最小，如果说父母对我有稍许格外疼爱的话，那么二哥是最关心我的，终其一生。他不仅尽力在物质上给予我帮助，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予我引导和鼓励。
除了1975年的那封信是我特意保留外，其他书信能保留下来，也属偶然，这期间二哥写的许多家信并没有得到保存。
二哥再次写日记是从1978年2月15日开始的。日记本中有他在这天之前，即他返回部队初期、粉碎“四人帮”不久所写的一些思考性短文，能够反映出他这个阶段关注的事项及思想认知。
形式这个东西是个外壳，可以说是一种容器，而内容才是要装的东西，在它们二者之间大致有以下几种关系：
一、形式是可以被不同的内容借用的；
二、形式必须符合内容才能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
三、形式必须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四、不同的内容要求不同的形式。
形式和内容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可是在实际上形式和内容常常是不一致的。指示、政策、口号都可以说成是一种形式，只有在实践中有了与指示、政策、口号的本来精神相一致的具体内容之后，它才表现完美了。不幸的是，现在许多东西往往被当作一种空洞的形式而被借用，任人们装进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任何一个指示、口号、一种政策都是可以借用的，都可以曲解，这不仅在于一般原则性的东西都要有具体的内容去充实它，而且还在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们怎样去理解它们。就是很具体的东西，也是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去曲解的。
办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形式是不行的，然而如果单纯追求形式，不讲实际内容和实际效果，就会走到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的道路上去。
1976年10月
分析问题首先要找出它的本质所在，找出问题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每个问题的产生都是有促使其产生的因素和条件的，每一件事情的表面现象都是事情本体的局部反映（不过有时是假象罢了）。一个口号、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件事情、一种眼神、一种表情，都反映着人的内心活动。许多事情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一件事情的发生，往往会引起与之有关联的事情的连锁反应。
每到一个单位，都要进行细致的观察，了解情况，不要急于发表看法和下结论，要发现这个单位的特点、优点和不足。对这个单位的形势摸清楚了，就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了；对领导和下面的同志的情况摸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用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去影响他们。
一个问题发生以后，一定要注意总结。要总结一下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有哪些因素促成，对以后的影响；好的如何发扬，坏的如何杜绝；如何做好转化工作，如何以这件事去教育影响群众。
在搞一项工作之前，应周密订出计划，考虑一下工作的全过程。在从事一个阶段的工作时，要考虑到下一阶段的工作，而当一个阶段的工作完成以后，就能及时开始下一阶段的工作，中间不能松懈情绪，要时刻保持机敏的反应。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除了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以外，还要注意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要估计到别人的态度和反应，叫作设身处地或自身体验；要加强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要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来提高认识和工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