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得失与他所负责的工作好坏没有联系。在现阶段劳动仍是谋生的第一手段，钱仍是人们（大多数人）劳动的直接目的，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劳动与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这本来是一致的，是不可分离的。他使社会得到了好处，那么他本人也应该得到好处；如果他损害了社会，他也应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使一个人对社会的功过与个人的利益毫无联系，那么还有谁会真正对社会负责呢？在经济上没有压力，在生活上没有压力，还有谁会去努力奋斗呢？
三、体制混乱，结合部位太宽，责任范围不清。由于一件事的责任不清，在单位之间推来推去，造成事情的耽搁和资金时间的浪费，而到追究责任的时候，谁也抓不到。
四、外行人管家必然稀稀拉拉。搞生产、做生意是业务很强的事，再加上这么多年的混乱，闭关自守，不讲价值规律，有很多人不会做生意了。这已是该注意的了，可是又让许多不懂行的人去办，结果必然是吃亏上当，失利折本。
五、不讲岗位责任制，不讲质量标准与办事期限，形成了责任心不强、拿人民的事情当儿戏的现状。
六、没有一定的监督机关和检查制度。这就不能保证应有的和合理的制度与政策的执行，也不能及时发现和改革制度政策上的漏洞与缺陷，也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那些不法的行为。
七、放松了对浪费的注意，也没有制裁那些造成重大浪费的人员，人们自然地认为浪费总比贪污强，甚至不认为浪费也是犯罪。
八、放松了对人们当家做主的教育，使人们不认为国家、单位是自己的家，工作与生产不是自己的事情，没有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感。
九、政治宣传、思想教育与实际生活脱节。对群众在思想上的要求太多，而在物质上能给予群众的又太少。也就是说，在思想上对群众的要求与在物质上对群众的要求有矛盾，对人们在思想上的、精神上的要求过高于群众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状况和在这种状况中所能形成的思想标准和精神境界。
十、在生产、交换、协作等业务方面的体制和关系上存在种种矛盾。
由于上面的种种问题使得真正有责任心的同志无能为力，放纵了那些责任心差的人，更为那些动机不纯、浑水摸鱼发国难财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制度，一松百松，有了制度不执行也等于零。有了制度又坚决执行，好同志更认真负责，差一点的同志也会被制度所促进。
苏华等人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旧的封建传统观念和势力在我们的社会中，在我们的一部分干部中、一部分党员中还有很大的市场，还有很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没有对干部的必要的监督制度是不行的。有一些同志早年参加了革命，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就不愿再前进了，也把当年的群众忘记了，他们开始搞起个人事业来了。这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没有什么区别，是没有经过很好改造的封建农民意识的反映。不制止这一点，我们的事业就有重走封建王朝倾倒的覆辙，这是必须引起全党、全国人民严重关切的事情。怎样来制止这一点呢？除了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外，还必须十分注重发挥制度的作用，必须坚决地用制度的力量来约束那些私欲极重的干部，用制度来保护人民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在许多情况下，单靠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改变任何一种旧的思想习惯势力都离不开制度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就对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毛泽东曾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5]。这两部纪录片恰恰选取了贪污、浪费的两个典型案例。在当时国家经济极其困难、河南灾民亟待救援之时，苏华等人的罪行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对此，二哥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气愤之余，他冷静地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发生？他具体归纳了这两个案例中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10个弊端，最主要的还是干部监督制度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