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应该对这件事加以批评的时期早已过去了。
当然，用语的问题并不是诗的革命的全体。
那末，第一，将来的诗非哪样不可呢？第二，现在的诗人们的作品，我觉得满足么？第三，所谓诗人是什么呢？
为了方便起见，我先就第三个问题来说吧。最简捷的来说，我否定所谓诗人这种特殊的人的存在。别人把写诗的人叫作诗人，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写诗的人本人如果认为自己是诗人，那就不行。说是不行，或者有点欠妥，但是这样一想，他所写的诗就要堕落……就成了我们所不需要的东西。成为诗人的资格计有三样。诗人第一是非“人”不可。第二是非“人”不可。第三是非“人”不可。而且非得是具有凡是普通人所有的一切东西的那样的人。
话说得有点混乱了，总而言之，像以前那样的诗人——对于和诗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毫无兴趣也不热心，正如饿狗求食那样，只是探求所谓诗的那种诗人，要极力加以排斥。意志薄弱的空想家，把自己的生活从严肃的理性的判断回避了的卑怯者，将劣败者的心用笔用口表达出来聊以**的懦怯者，闲暇时以玩弄玩具的心情去写诗并且读诗的所谓爱诗家，以自己的神经不健全的事窃以为夸的假病人，以及他们的模仿者，一切为诗而写诗的这类的诗人，都要极力加以排斥。当然谁都没有把写诗作为“天职”的理由。“我乃诗人也”这种不必要的自觉，以前使得诗如何的堕落呢。“我乃文学者也”这种不必要的自觉，现在也使现代的文学如何与我们渐相隔离呢？
真的诗人在改善自己，实行自己的哲学方面，需要有政治家那样的勇气，在统一自己的生活方面，需要有实业家那样的热心，而且经常要以科学者的敏锐的判断和野蛮人般的率直的态度，将自己心里所起的时时刻刻的变化，既不粉饰也不歪曲，极其坦白正直的记录下来，加以报导。
记录报导的事不是文艺职分的全部，正如植物的采集分类不是植物学的全部一样。但是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加以评论的必要。总之，假如不是如上文所说的“人”，以上文所说的态度所写的诗，我立刻就可以说：“这至少在我是不必要的。”而且对将来的诗人来说，关于以前的诗的知识乃至诗论都没有什么用。——譬如说，诗（抒情诗）被认为是一切艺术中最纯粹的一种。有一个时期的诗人借了这样的话，竭力使自己的工作显得体面一些。但诗是一切艺术中最纯粹的这话，有如说蒸馏水是水中最纯粹者一样，可以作为性质的说明，但不能作为有没有必要的价值的标准。将来的诗人决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同时应该断然拒绝对诗和诗人的毫无理由的优待。一切文艺和其他的一切事物相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我们只是自己及生活的手段或是方法。以诗为尊贵的东西，那只是一种偶像崇拜。
诗不可作得像所谓诗的样子。诗必须是人类感情生活（我想应该有更适当的名词）的变化的严密的报告，老实的日记。因此不能不是断片的。——也不可能是总结的。（有总结的诗就是文艺上的哲学，演绎的成为小说，归纳的成为戏剧。诗和这些东西的关系，有如流水账和月底或年终决算的关系的样子。）而且诗人决不应该像牧师找说教的材料，妓女寻某种男子似的，有什么成心。
虽是粗糙的说法，但是从上文中也可以约略知道我所要说的话了。不，还遗漏了一句话没有说。这就是说，我们所要求的诗，必须是生活在现在的日本，使用现在的日本语，了解现在的日本的情况的日本人所作的诗。
其次我自己对于现代的诗人们的诗是否满足的问题，只有这一番话要说。——各位的认真的研究是对外国语知识很缺乏的我所歆羡而且佩服的，但是诸位从研究当中得到了益处，是否同时也受害了呢？德国人喝啤酒来代替喝水，因此我们也来这样做吧——自然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可是假若有几分类似的事，在诸位来说不是不名誉么？更率直的说，诸位关于诗的知识日益丰富，同时却在这种知识上面造成某种偶像，对了解日本的事却忽略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忘了把两脚站定在地面上了呢？
此外，诸位对于想把诗变成新的东西，太热心了，是不是反而忽略了改善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的重大事情呢？换句话说，诸位曾经排斥过某些诗人的堕落，现在是不是又重蹈他们的覆辙了呢？
诸位是不是有必要将摆在桌上的华美的几册诗集都烧掉，重新回到诸位所计划的新运动初期的心情去呢？
以上把我现在所抱着的对于诗的见解和要求已经大略说明了，从同一立场，我还想对文艺批评的各个方面，加以种种评论。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
指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
“をり”（nari）是“是”的文言，“である”（de?ru）和“だ”（da）是“是”的口语。
明治年代共有四十五年，这里指明治四十年到四十五年（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