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时候，我的境遇起了很大的变动。回乡的事，结婚的事，还有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一家人糊口的责任，同时落到我的身上了。我对于这个变动，不能定出什么方针来。从那以后到今天为止我所受的苦痛，是一切空想家——在自己应尽的责任面前表现得极端卑怯的人——所应该受的。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除了作诗和跟它相关联的可怜的自负之外，什么技能也没有的人，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强烈了。
对于自己作诗的那个时期的回想，从留恋变成哀伤，从哀伤变成自嘲。读人家的诗的兴趣也全然消失了。我有一种仿佛是闭着眼睛深入到生活中去似的心情，有时候又带来一种痛快的感觉，就像是自己拿着快刀割开发痒的疙瘩一样。有时候又觉得，像是从走了一半的坡儿上，腰里被拴上一条绳子，被牵着倒退下去的样子。只要我觉得自己待在一个地方不能动了，我就几乎是无缘无故的竭力来对自己的境遇加以反抗。这种反抗常常给我带来不利的结果。从故乡到函馆，从函馆到札幌，从札幌到小樽，从小樽到钏路——我总是这样的漂流谋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和诗有如路人之感。偶尔会见读过我以前所写的诗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情，就像曾经和我一起**过的友人对我讲到从前的女人似的，引起同样的不快的感觉。生活经历使我起了这样的变化。带我到钏路新闻社去的一位温厚的老政治家曾对人介绍我说：“这是一位新诗人。”别人的好意，从来没有像这样使我感到过侮辱。
诗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必须摆脱长时间的因袭，求得自由，从现代的日常的言词中选取用语，对于这些新的努力，我当然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当然应该如此。”我心里这样想。但是对任何人我都不愿意开口说这话。就是说，我只是说什么：“诗本来是有某种约束的。假如得到了真的自由，那就非完全成为散文不可。”我从自己的阅历上想来，无论如何不愿意认为诗是有前途的。偶然在杂志上读到从事这些新运动的人们的作品，看见他们的诗写得拙劣，我心里就暗暗的觉得高兴。
散文的自由的国土！我虽然没有决定好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我带着这种漠然的想法，对东京的天空怀着眷恋。
钏路是个寒冷的地方。是的，只是个寒冷的地方而已。那是一月底的事，我从西到东的横过那被雪和冰所埋没，连河都无影无踪了的北海道，到了钏路。一连好多日子，早晨的温度都是华氏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空气好像都冻了。冰冻的天，冰冻的土。一夜的暴风雪，把各家的屋檐都堵塞了的光景我也看到了。广阔的寒冷的港内，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流冰聚集，有多少天船只也不动，波浪也不兴。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喝了酒。
把生活的根底**裸的暴露出来的北方殖民地的人情，终于使我的怯弱的心深深的受了伤。
我坐了不到四百吨的破船，出了钏路的海港，回到东京来了。
正如回来了的我不是从前的我一样，东京也不是以前的东京了。回来了的我首先看到对新运动并不怀着同情的人出乎意外的多，而吃了一惊——或者不如说是感到一种哀伤。我退一步想了想这个问题。我从冰雪之中带来的思想，虽是漠然的，幼稚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是没有错误的。而且我发现人们的态度跟我自己对口语诗的尝试所抱的心情有类似之处，于是我忽然对自己的卑怯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由于对原来的反感产生了反感，我就对口语诗因为还没成熟的缘故，不免受到种种的批评这件事，就比别人更抱同情了。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就热心的去读那些新诗人的作品。对于那些人同情的事，毕竟只是我本身的自我革命的一部分而已。当然我也没有想过要作这一类的诗。我倒是说过好几次这样的话：“我也作口语诗。”可是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是有“要是作诗的话”这样一个前提的。要末就是遇见对口语诗抱有极端的反感的人的时候我才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