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由最初的渴望来自许巍的一首歌《蓝莲花》，第一句歌词是这样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那是二〇〇二年的春天，还在念高一的我骑着脚踏车飞驰在去往学校的路上，耳机里的电台突然播起了这首歌，许巍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呼喊着他的自由之歌，那是我一生中很多个奇妙瞬间中的一个，我一下子被震慑住了，顿时有一种被唤醒的深刻触动。那时的我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觉得自己是庞大牢房中的囚徒，熬过了高考就能“刑满释放”了；念了大学后，我的确自由多了，放飞自我飘飘然了起来，可还有少年时代的忧郁面容。《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说得好：“人不叛逆枉少年。”于是想要走出去，心想等毕业、工作赚到钱，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可一旦工作了却再难停下来，身不由己，更加不自由了；忍耐多年存了些钱，辞了职，看了一圈世界，发现世界实在太大了，反正也走不完，差不多该回去了。从身体的抵达，到爱恨的选择，人生不过就是一个欲值不断攀升的过程，充满了可笑的徒劳，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此后的漫长时光中，我则学到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领域内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早前有一则报道显示，日本人在中国感到不被约束的“自由”，公共场合可以大声讲话，地铁上可以肆无忌惮地打电话，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不好好排队也不会遭到指责，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剩饭！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么讲究规矩，在中国无须太过努力去迎合别人。文章称，“当对日本社会的束缚感到疲惫时，只要来到中国便会觉得重获自由”。反观近些年国人赴日旅游热度一再高涨，甚至不少中国人在国内待上一段时间便会发出“好想念日本的规矩啊”这样的感叹。首先是城市的整洁性，日本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之一，即便是人潮密集的公共场所，通常也是一尘不染；又譬如，日本人特别守时，到了见面时间还不出现以及对方随意更改计划的情况都是不被允许的。可见，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文明也是以牺牲大多数人一定的自由而实现的。
过去给人打工的那几年里，我觉得自己太不自由了。早晨迟到几分钟就会被扣钱，周末被临时叫去加班是常态，就连每年年假想出去旅行都得完成各种审批报备流程……可那时的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挣脱，只得一次次说服自己：“一个人只有到达了一定的高度才有一定的自由。”历史上的奴隶社会，从事劳力活动的主要是奴隶，他们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如今的文明社会虽早已不至于此，可权利与自由的天平依然更眷顾位于金字塔更上端的人，所谓“权力越大的人越自由”即是这个道理。有句俗话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只有在一定高度、一定能力的支持之下，你才有说“不”的自由。当然，自由通常也与风险同在，给人打工虽然任人摆布，但相应承担的个人风险也较小；自己当老板看起来自由自在，但需要背负的责任和风险却不言而喻。自由总伴随着遗憾，可是对自由的向往，却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死而复生。每个人心中自是有着自己的一套度量衡，冷暖自知。
放到时代议题下人们对于自由的讨论，不得不提的就是“财务自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钱是人能够获得自由的重要途径之一，它让人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和挑战，有底气去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