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专制之间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一方把宽容捧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诋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对于纯理论层面的争论，我不想过多地关注和谈论。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当基督教的支持者试图为残酷镇压异教徒的行径辩解时，讲得可是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好比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座城堡，必须有一名总指挥，必须制定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所有宣誓效忠基督教的人就等同于暗自发誓效忠教皇并遵守教规。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就要受到相应的惩处，并驱逐出教会。”
迄今为止，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合理的。
今天，如果一位牧师发现他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教义，可以转而信仰卫理公会；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对卫理公会的教旨也失去信仰，还可以转到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也可以改信印度教或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界广阔，宗教信仰的大门是敞开的，除了饥肠辘辘的家人外，别人绝对不会对他的选择说三道四。
可是，这是一个蒸汽船、火车大行其道的年代，充满了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经济机缘。
公元五世纪时的世界可就不这么简单了。那时罗马主教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很难从世界上找出一个角落不受他的影响。当然，人们可以像许多异教徒一样选择前往波斯或者印度，但是路途非常遥远，生还的几率很小，这同时还意味着永远地自我流放，长期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最终，既然人们真诚地感受到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说服教会修改一下教旨只是时间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教徒还是持异端邪说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理念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像一群数学家们为x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自以为是和专制的风气弥漫了整个世界。以至于直到不久前，如果有人说“人们无法辨别孰对孰错”，并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话，还会有生命危险。他门只得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的书本里，而能够理解他们真正含义的聪明读者却寥寥无几。
[1] 尤西比乌斯（263—339），罗马主教。因为在他的著作《编年史》和《教会史》中生动地记载了早起基督教的历史，从而被誉为基督教历史之父。
[2]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省首府，纤维法国第九大城市，靠近德国边境。
[3] 瓦伦提尼安一世（321—375），西罗马帝国皇帝，与其弟瓦伦斯共同统治罗马帝国。
[4] 西奥多西斯（347—395），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80年入基督教，公元392年定基督教为国教。严禁异教信仰，关闭异教神庙。
[5] 塞拉皮雍神庙，亚历山大城的一座神庙，供奉埃及神塞拉皮斯。
[6] 希帕蒂娅，柏拉图的追随者，被视为第一位女数学家。
[7] 科斯洛伊斯，公元531年至579年为波斯国王。
[8] 克里索斯托穆斯，公元398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
[9] 维吉尔（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古罗马著名诗人。
[10] 荷马，相传为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
[11] 阿里乌斯（250—336），阿里乌斯派创始人，神学家，反对三位一体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