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巴黎学习过，是个穷学者，差一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后来到剑桥任教，在巴塞尔印过书，还想（几乎是徒劳无功）把启蒙之光带进远近闻名的卢万大学，冲破壁垒森严的正统偏执。他在伦敦度过很长时间，获得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熟知威尼斯大运河，咒骂起泽兰[7]的糟糕道路来就像咒骂伦巴第[8]一样熟悉。罗马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在他的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就算遗忘河[9]的水也无法抹去他对这座圣城的记忆。他只要还在威尼斯，便可得到一笔慷慨的年金，每当威尼斯兴办一所新大学，他肯定会被请去，担任他选中的任何课程的教授，即使他不愿任教，只要偶尔光临一下校园也会被视作莫大恩惠。
但他坚定地回绝了诸如此类的邀请，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万事之中他首先要自由。他喜欢一间舒适的屋子，而不是条件糟糕的屋子；他喜欢有趣的同伴，而不是愚钝的人，他知道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色红墨水之间的区别。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如果任何人强迫他叫“主人”，他肯定不干了。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做了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干线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伊拉斯谟立即让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上面，尽力让旁人看清那东西的真面目，剥光它的装饰，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所痛恨的无知。
伊拉斯谟在历史的最动乱时期能这样做，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不惹恼宗教法庭的那帮朋友，这是他的一生中最常被人们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似乎一提起古人，便对殉道牺牲者有真挚情感。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挺身支持路德、不拼出性命与其他改革者站在一起呢？”几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总爱纠结于这个问题。
诉诸暴力并不是伊拉斯谟的本性，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什么运动领袖。他也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自以为是，教导世人应该如何迎接千禧年[10]。这确是一大特色。此外，他还认为，我们每次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时，不一定非得把旧房子拆掉。的确，地基亟待整修，下水道也过时了，花园里杂乱不堪，很久以前搬走的人家扔下了许多破烂。可是，如果房主兑现了诺言，花些钱做些立竿见影的改进，容貌便会焕然一新。伊拉斯谟所要做到的也仅限于此。尽管他像敌人讥讽的那样“中庸”，但成功却不亚于（也许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原来只有一个暴君，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
伊拉斯谟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对制度毫无好感。他相信世界的美好在于每个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个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于是，他走到人群中间，向广大民众呼吁，将矛头指向时弊，但他的方法非常巧妙。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和恶棍。他写信给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那时信封上尚无需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一拿起笔就洋洋至少八页。
第二，他还校正了大量古籍，这些古文常常被传抄得十分糟糕，已经文不达意。为了搞好编辑，他不得不学习希腊文，他煞费苦心要掌握这门被教会禁用的语言文法，致使许多虔诚的大主教徒指责他内心里与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来未免荒诞无稽，但却是事实。在十五世纪，体面的基督徒绝不会梦想学会这门禁用的语言。会一点希腊文会使人陷入无数困境。它会**人拿福音书的原文与译文做比较，而这些译文早已得到保证，说它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这才是个开头。不久他便会到犹太区去，学会希伯来文法，差一点就要公开反叛教会的权威了。在很长时间里，一本画得稀奇古怪歪歪扭扭的文字书，便可以成为秘密革命倾向的物证。
为了查禁这些“违禁品”，教会当局常常会突然闯入人们的住所，进行搜查。一些拜占庭难民为了谋生私下教一点本国语言，便常常被赶出借以避难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