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每一本书的过程中，作者都会有那么一段危机时期，有时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却直到稿子快要结束时才冒出来。的确，一本书如果没有危机，就像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也许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这本书的危机在几分钟前出现了，因为想在1925年撰写论述宽容思想的著作似乎相当荒谬，也因为我迄今为这部基础研究而花费的那么多宝贵时光和艰辛劳苦可能徒劳无益了。我很想用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书点燃篝火，也想把我自己的著作丢进火炉付之一炬。
这该怎么解释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长久地思考一个问题，难免会出现倦怠情绪。其次，我还真有点儿担心这类书写出来没有一点儿用处。最后，我怕这本书发表之后，有不宽容之人断章取义，从本书中摘取某些表面内容为自己的不正当利益作支撑。
可是除去上述问题（在大多数严肃图书中这些问题也的确存在），这本书还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它的“结构”。
一本书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开头和结尾。这本书倒是有个开头，但是能漂亮地收尾吗？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我可以举出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表面上打着公正和正直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的日子不宽容被抬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打倒专制，宽容你我！”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说不清怎样才能达到我奋力追求的目标。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手册向我们讲述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上星期日我看到一张函授课程广告，不少于二百四十九个题目，学院保证学生的水平能登峰造极，而且费用很少。但是至今没有人提出如何用四十（或四千）个课时讲明白“怎么做到宽容”。
历史据说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却无法帮助我摆脱这种危急情况。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大部头的专业著作，谈谈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筑，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即使任何资料都没有，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在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大显身手或大力反对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优秀人物讲述他们的命题的方法中，从他们的个人习惯上、社会联系上，从他们对食品、饮料和烟叶的嗜好上，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马裤上，我们都可以对他们热情赞助或恶毒诋毁的理想得出某些结论。
可是从没有人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一些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只是出于很大的偶然性。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东西。他们是政客、作者、国王、物理学家或谦虚的美术家。在国王的事务中，在行医和刻钢板中，他们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却不是他们的毕生事业，他们对宽容的兴趣就像对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这伙人非常怪异混杂（想一想斯宾诺沙、弗雷德里克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要发现彼此性格中有共同之处几乎不可能，尽管一般来说，从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不论这个工作是从戎、探测还是使世界免于罪孽。
因此，作家很想求助于警句。世界的某一处有一句警句，能应付各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但是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1]和老贝恩哈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2]（按我的记忆）接近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多数人都用足够的宗教信仰做依据憎恨旁人，却不能爱别人。遗憾的是，这条真知灼见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些人对宗教的熟悉不逊于任何人，也从心底里仇恨别人。有些人全无信仰宗教的天性，却对野猫、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类倾注了真挚感情。
不行，我必须得出自己的答案。经过必要的思考（但是没有多少把握），我要讲述一下我自己所认为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