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不信教的人群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当地百姓和政府一致而长久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拿着斧头，带上经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冰岛的荒郊野地里。他们春播秋收，自力更生，布道传教，授业解惑，第一次给遥远的蛮荒之地带来了人们之前还仅仅只是耳闻的文明之光。
这样，基督教会的最高领袖——教皇充分利用了各种人的精神力量。
在教会里，头脑实际的人有机会让自己出人头地，同样，梦想家也有机会在静谧的丛林里寻觅快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没有白白浪费的。最后，教会的权利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以至于任何一个皇帝或国王都不敢无视臣民中自称是基督教徒的那些人的意愿而随心所欲地统治国家了。
基督教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确实原因的，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迸发出来的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17]皇帝统治时期。
有趣的是，在被禁卫军拥立登基统治欧洲的皇帝中，戴奥里先并不是最差的一个，但他却有个统治者经常犯的毛病——对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一窍不通。
他很快发现自己掌控的帝国就要分崩离析四分五裂了。他一生戎马倥偬，他认为，致命的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这个体制把边沿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经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下佬，卖白菜和胡萝卜给那些按说应该远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奥里先无法改变风雨飘摇的体制，为解救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新型野战军，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有入侵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就像所有带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而这些钱，又不得不以税收的形式落到国民头上。不出所料，百姓们群情激愤，高呼再缴钱就家徒四壁了。皇帝答复说百姓们误解了，并把只有刽子手才有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兢兢业业苦干一年，到头来反而亏损，于是大批农民纷纷抛家弃业，拥进城内沦为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项用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堕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大笔一挥，使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从事音乐或典当业的天才也要继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得在船板上漂流一生。苦力虽然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越境一步，与奴隶无异。
戴奥里先对自己的统治才能无比自信，想一想，他能够或者愿意容忍一小撮按照自己的意愿，只接受他一部分律令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必须记住，他已经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他的措施让数百万人受益，但这些人却拒绝履行自己分内的责任和义务，这让戴奥里先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的忠诚。
早期基督徒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他们认为世界末日随时可能到来。因此，为什么要白费时间和金钱在文字工作上，不到十年的时间火球就会从天而降，到时什么都不会留下。然而新的天国一直没有到来，而耶稣的生平（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开始被人添油加醋地传来传去，到最后，连真正的信徒也难辨真伪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搞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几个短传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