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少数部分聪明的男女统治别人，而多数不那么聪明的男女则被别人统治。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或伪装的形式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美丽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是脱胎于哺乳动物这样的事实感到很恼火，也对这种论断很反感。他们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称作是“唯物主义者”或者“犬儒主义者”[12]，如此之类。他们一直把历史当作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因此一旦发现历史也是一门科学，同样需要遵循那些操纵其他事物的无可动摇的规律时，他们就惊得目瞪口呆。没准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公理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还是遵从客观规律、接受客观事实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再是某些人的帮凶和同盟了，帮助他们专门从种族歧视、部落专制以及从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中获益。
谁要是对此怀有疑心，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佐证吧。
请他研究一下公元一至四世纪之间那些基督教领袖的生平吧。
他会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这些宗教领袖都来自于原本属于异教徒的社会阶层，在学校里受到希腊哲学的教育，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虔诚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到效忠基督教的上帝，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一些。
教会一方也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因而并不过分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认真地对所有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义重，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现世的邪恶，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神圣感，而这对实现他们灵魂永恒幸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想要过这样一种思考与奉献的生活，一开始并不难。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一个松散的精神纽带，它将与权力和财富不沾边的劳苦大众凝聚起来。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美好的往事”，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于做善事和祷告。为了追寻幸福，他们便想用人为的方法创造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形成的局面。
他们发起的追求隐居生活方式的运动给后来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为基督教会招纳了一大批忠实的突击部队，他们在教会与东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对此不必惊诧。
濒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那里的人们对朝代更替已经精疲力竭了。仅在埃及，自从第一个来到尼罗河谷的人开始，已有十种不同的文明在这里周而复始地兴盛与衰亡。在富饶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徒劳无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比比皆是。欧洲这个年轻的民族，精力旺盛、满腔热忱，欣然接受了基督教，将它当作对生命的迫切希望。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