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有一个王国，任何统治者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道德之国，特别是个人的宗教信仰领域。任何强制信仰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伪善，即使人们改变了原先的信仰，那也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以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独自辨明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欣赏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欢基督徒的一种礼仪，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礼仪。”
这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没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已经死了，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土崩瓦解。罗马的军队全是外国雇佣军组成的乌合之众，边境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他边沿地区则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的时候，数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年青人发现，晋升之路除了一条以外都阻死了，这条路就是教会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纵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家只要全心从事神学主题，就能获得广泛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财富飞快增长的领地，尤其可以大发横财。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已经见过本质相同的事情，直到到1914年，那些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劳动过活的欧洲青年人仍想挤入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然后战争爆发了，旧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被一扫而空。下层民众掌握了政权。一些正式官员已经年迈，不能再改变一生形成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悲凉地死去。然而绝大多数人都顺潮流而动。他们从小接受教育，经商的人总是低人一等，上不了台面，也许生意是不足挂齿的，但人们总得选择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窟。为信念宁愿饿肚皮的人相对是少数，大动乱后没过几年，我们便发现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并非情愿地跑起生意来，而十年前他们是绝不会问津此事的。此外，由于他们中多数人的家庭世代从事行政工作，指挥别人轻车熟路，于是慢慢地，他们发现自己在新领域里混得如鱼得水，日子过得既富足又美满，大大超乎之前的预想。
今天的生意场，就相当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基督教会。
对于具有赫尔里斯神、密特拉神或特洛伊英雄血统的年轻人来说，听从具有奴隶血统的牧师的命令，似乎有点儿困难。但如果这位牧师的训导正是年轻人需要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因而，如果双方都是聪明人（也很可能是这样），便会相互虚心求教、取长补短、和睦相处了。这边是另一条奇特的历史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