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现在写历史越来越困难了。这就像我从小就是拉小提琴的，到了三十五岁时，别人突然给我宜家钢琴，要我像钢琴大师一样以此为生，它们不都是“乐器”吗？我已经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某个领域的技巧，我必须用一种既定的秩序，来审查过去发生的事，这个秩序是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来统治，议员、财政大臣来辅佐的世界。另外，在我年轻的时候，上帝还默认是世间万物的主，理应受到推崇和爱戴。
但战争打响了。
旧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认做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会长久，但却使文明再过几世纪才能赶上来，而到那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并不容易。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得到的外国报纸中总有整个四之一的篇幅被涂抹得漆黑一片，技术上称之为“鱼子酱”。这次涂抹是为了擦去一些内容，因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让心爱的臣民们知道。
整个世界把这种监督看作是“黑暗时代”[1]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而我们这些伟大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们保留了不少涂有“鱼子酱”的美国报纸，把这些滑稽的玩意儿展示给国民看，原来那些远近闻名的俄国人是如此的封闭落后。
随后，爆发了俄国大革命。
在那接下来的七十五年间，俄国的革命者高呼人民生活困难，政治高压，根本谈不上“自由”，还举出证据，说宣扬社会主义的报刊都要接受严格审查。但到了1918年，原本受压迫的人占了上风。然而事情后来怎么样？曾经主张自由的那一方，在得胜之后真的取消了书报审查制度了吗？万万没有！凡是没有为这个国家的新主人说好话的报纸、杂志社，统统关门歇业，还抓了许多编辑，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俄罗斯西北部港市），可以选择的地方不是很多。与沙皇手下的那些广遭诟病的大臣和警察们相比，他们的宽容心还不及其百分之一。那位沙皇被称为“白袍小神父”。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个社会信仰弥尔顿[2]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
“开战了！”，正如电影里演的，我记得《登山宝训》（《新约·马太福音》中记录的宗教教义和耶稣发表的伦理演说，这是耶稣对其门徒和许多人做的训诫）被宣布是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王国臣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坐牢。
鉴于这些，似乎放弃研究历史，搞短篇小说或搞房地产更明智些。
但这是服输认栽，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秩序井然的国度里，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当然，这使我备录在案，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察的敌人。依我之见，警方应该追查的倒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和报纸。至于其他的，谁愿意印什么就由他去印吧。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讲实际，最憎恶浪费精力，也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过任何益处。
胡言蠢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如果放任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至多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同一个人，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要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