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中都会出现一些怪物。
我们这一代有“赤党分子”。
我们的父辈当中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中有莫利·马圭尔[2]。
曾祖辈中出现了雅各宾派[3]。
而三百年前的祖先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那个时代出现了再洗礼教徒。
十六世纪最受欢迎的《历史概要》是一本“世界史”或编年史，作者塞巴斯蒂安是个肥皂生产商，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4]城；这本书是在1534年出版的。
塞巴斯蒂对再洗礼教徒有所了解。他和一个再洗礼教徒的女儿缔结了婚姻。他并非赞成他们的观点，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关于再洗礼教，他这样写道：“再洗礼教只是教它的教徒们要学会爱，要有信仰，要学会忍受一切肉体的磨难，即便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任何苦难里都要保持耐心和谦卑，彼此真诚相助，他们彼此互称兄弟，认为所有的一切大家都可以共同分享。”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拥有美好品质的人，竟然在近乎一百年的时间里被人像捕猎野兽一样到处追杀，并将最血腥年代中的最残忍的处罚加在了他们身上。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但是，这件事的确事出有因，要明白其中的原委，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宗教改革中的一些事情。
宗教改革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宗教改革不仅没有摧毁原来的监狱，而且还给世界带来了另一个监狱；它只是编造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圣经》），用来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人（教皇）；并且还建立起（不如说是试图建立）黑袍教士的统治秩序，用以取代白袍教士的统治。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奋斗和牺牲，只取得这样微不足道的一个结果，这的确使千百万人心灰意冷。他们本来期盼会迎来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时期，而根本没有料到会再次陷入新一轮的经济上受到奴役、精神上受到残酷迫害的地狱。
他们本来做好了冒一次险境的准备，然而却事与愿违。他们掉进码头和船的夹缝里，不得不拼命挣扎，尽量露出水面，摆脱困境。
他们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们已离开原来的教会，摒弃了旧的宗教信仰，他们的道德良知又不允许他们加入新的教会。在当权者的眼里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们还真真切切地活着，还呼吸着，并确信自己依然是上天的臣民。既然正如继续活下去、继续呼吸是他们的责任一样，那么他们同样也有责任，便是把这个世界从邪恶和愚昧中拯救出来。
最终他们还是活下来了，但是请不要问是怎么样活下来的！
旧的团体被粉碎，旧的关系被剥夺，那就需要组建新的团体组织，选举新的领导者。
但是又有哪个理智健全的正常人会愿意去管理领导这群可怜的狂热分子呢？
结果，那些能未卜先知的鞋匠以及充满幻觉和歇斯底里的接生婆，就分别担任了男先知和女先知的角色。他们做祷告、布道，鼓吹新教义的好处，他们胡言乱语，在他们集结的场所，传出一阵阵“和撒那[5]、和撒那”的咆哮声，那声音震耳欲聋，以至于集会用的小黑屋的椽木都在虔诚信徒的赞美声中颤抖，仿佛要震落下来。村子里的法警也迫于无奈，不得不来干涉这不体面的骚扰。
于是，有好几个男人和女人被送进了监狱。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无所不能的市政议员们则开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教堂做礼拜，也不信奉新教徒的苏格兰教会；那么就要请他们解释和说明自己是什么人、到底信仰什么教。
说句公道话，这些可怜的市政议员们的处境也委实尴尬，因为这些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最难对付的一批人，他们对自身的宗教信仰毫不含糊，非常坚定。而许多令人尊敬的改革者都不免颇为世故，认为只要能过得舒适一些、体面一些，即使做一点妥协也未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