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而且很有根据）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盯着数英尺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半英里的领土（以三千人丧生做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动下，做着所谓“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防线的全面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与它相差无几。
没有投入几十万人的正面交锋。
也没有孤注一掷的冲锋，给敌人的炮手提供活靶子。
我还可以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寻问早晨烧死了谁，明天下午又会把谁绞死。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几个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抗争。但是我想，这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而已。下过，要是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痛不欲生。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仔细阅读乔达诺·布鲁诺[1]作品集，然后耐心地收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和“社会不可以惩治那些对公认教义表示异议之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然后就能顺利毕业了。
但是，不再研究这样重要课题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之士，他们对当时的宗教狂热深感震惊，也震惊于人们头上的枷锁，各国百姓被迫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起来反叛。他们真是穷鬼，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证。但是圣火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穿梭在大地上，演讲，写作，把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进高深的争论里。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普通的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慈地待人。他们拿着书和小册子，穿着破衣烂衫，四处奔走，后来患肺炎死在波美拉尼亚[2]的穷乡僻壤的小村里，或者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要不就是在法国的大道上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因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而产生的永不消逝的热情，确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是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的父母很穷，他们的儿子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天资，只是按照一般惯例来到修道院。后来也成为多明我会僧人。他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支持一切形式的迫害行为，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机警。不用看到异端思想的印刷品就能觉察别人是否有异端倾向。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耸肩动作就足以让这些探子看出端倪，并把人们送上宗教法庭。
布鲁诺成长在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而捧起芝诺[3]和安那克萨戈拉[4]的著作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从此成了一名浪迹天涯的人。
他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罗讷河和阿尔沃河交汇处的新教大本营（指日内瓦），以求得到那真正的自由！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到处都一样，只有内在的精神才能指引人的心灵，光靠教义的改变起不了什么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