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13]，引起了很大轰动。当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1680年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它表明某人是社会制度的敌人，是苏西尼派[14]教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同伍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前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却没有人提及。无论是《塔木德》还是《托拉》（犹太教名词，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道，狭义上专指《旧约》的首五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与《申命记》）都不会提到笛卡尔哲学，因此它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存在。可是，这个叫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人居然相信笛卡尔哲学是存在的，他的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事，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但那个时候，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度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却挽救了斯宾诺莎的性命。在他十五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乌列·阿科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断然抛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前辈的宗教——犹太教。可是这个阿科斯塔不是等闲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练的荷兰拉比[15]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使他惊讶和恼怒，他也很自傲，他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如此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清高的梦幻者，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士。
他的结局注定是个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阿科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渎圣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产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澄清，控告也撤消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顽固的叛徒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路。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教会。但是他要首先当众认罪，任所有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侮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被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污染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加以遮掩。他们私下找斯宾诺莎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年金。
斯宾诺莎最厌恶妥协，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毫不给人思考的余地，为了找到足够多的诅咒和谩骂，可以一直追溯到杰里科（约旦河西岸的城镇，约公元前9000年就有人居住。《圣经》中提到，杰里科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后攻打的第一个城镇，因此而出名）时代。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坐在屋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结果他的性命时，他也不肯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尽管乞灵于约书亚和以利沙做祷告，全是白费功夫了，还不到六年的时间，就再次有人敢公开和他们叫板。他们心急火燎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和市长见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