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总是令我费解，其中之一便是对过去那些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数量问题的困惑。
我们现代作家协会的成员，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辅助，每天也才能写三四千字。而莎士比亚[1]有好几份工作，还有一个爱唠叨骂人的妻子，就连蘸水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出三十七部剧本呢？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老兵洛浦·德·维加[2]一生都忙忙碌碌，他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墨水和纸张，写下一千八百部喜剧和五百篇文章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小屋里有二十个孩子吵吵闹闹，而他却有时间谱写五部清唱剧，一百九十部教堂大合唱，三部婚礼大合唱，十二支圣歌，六支庄严弥撒曲，三支小提琴协奏曲，一支双小提琴协奏曲（仅此一部就足以让他名垂千古），七部钢琴与管弦乐队协奏曲，三部两架钢琴的协奏曲，两部三架钢琴的协奏曲，三十首管弦乐乐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提琴、法国号管写了曲子，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一辈子了。这个巴赫，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在三十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创作四幅画或四幅蚀刻画，他们是怎样勤奋用功的呢？不起眼的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怎样在一生中做了五百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和十二把中提琴呢？
我现在不是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的情节，听辨出所有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样的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出好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他们的体力怎么那么好。他们怎么能胜任呢？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也不偶尔抽点时间玩玩台球吗？他们从不疲倦吗？他们难道不担心神经衰弱吗？
但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无视健康法则，大吃大喝有害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作为光荣的人类的一员所负有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活得相当精彩，创造出的艺术和知识财富不仅数量惊人，质量也堪称一绝。
艺术和科学是这样，在神学这种过分讲究的学科上也同样如此。
任何一座有两百年以上历史的图书馆，其地窖和阁楼里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论文、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或普通纸张装订起来，有八开的，十二开的，还有十八开的。虽然它们湮没在厚厚的尘土中，但都包含了广博的知识，可能现在看来并没什么用处。
其中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许多词汇在现代人看来已经丧失了意义。可是这些发了霉的汇编却有着重要的目的。如果它们一事无成，至少还是清洁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使有关人士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并不是逻辑推理和辩论所能解决的，干脆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这听来好像虚假奉承的话。不过我希望将来三十世纪的批评家们在啃嚼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也能这样仁慈。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3]，本章的主人公，他的著作在数量上没有追随当时的潮流，他的全集不过是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
但是，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所必需的大量学习，会使普通的健康人不知所措。而且这个可怜的结核病人还想用乘法口诀表来接近上帝，最终因心力交瘁，累死了。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4]居住的一个省。西班牙征服那里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使国家陷入崩溃，斯宾诺莎一家被迫离开了老家，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幢房子，辛勤工作，积攒钱财，很快就大名鼎鼎，成为“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