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通常被称为专制的年代。在现今信仰民主的年代里，专制无论多么开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就连对人类满怀善意的历史学家也会对路易十四这位伟大的君主竖起轻蔑的手指，并让我们自己去思考答案。当这位聪明的君主继位时，在他继承的国家里天主教和基督徒两派势均力敌。他们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天主教人占了很大便宜），最后终于达成了和平。虽然彼此看不惯，但既然低头不见抬头见，只好承诺接纳对方。1598年发布的“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南特敕令》[1]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即：天主教是本国官方宗教，但基督徒可以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迫害。他们还获准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担任公职。基督徒还获准掌管法国境内二百个要塞城市，以此表示对他们的信赖。
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安排。胡格诺派教徒毕竟不是天使，把二百多座繁荣的城市和乡村放在敌视政府的政党手中，简直就像我们把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交给民主党人以换取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样荒谬无稽。
黎塞留是个精明的统治者，他早就看出这一点。经过长期奋斗，他剥夺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却丝毫不干涉他们的宗教自由，尽管他本人的职业是枢机[2]主教。胡格诺派教徒不再能与国家的敌人进行单独的外交谈判了，不过享受的权利还和从前一样，可以唱赞美诗，听布道。
下一个执行类似政策的法国统治者是马萨林，但是他于1661年就去世了。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当政，这便是人心向善的时代的终止。
这位聪明但声名狼藉的君主生平第一次被迫与正派人士为伍，就被一个名叫弗朗索瓦丝·德·多比涅的漂亮女人给控制住了，这真是不幸啊。这名女人原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遗孀。她在宫中担任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七个私生子的家庭教师，由此开始发迹，等到那位夫人的**已经丧失了魔力，国玉已经偶尔表露出厌烦的时候，这位女教师便取而代之。她与以前所有国王情妇的唯一不同是，在搬入国王的居室时，巴黎大主教为他们的结婚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王位后面的权力全抓在这个女人手中，而她又听凭她的忏悔神父的摆布。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原谅过黎塞留和马萨林对基督徒的和解态度。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毁掉那些明智的政治家的成就了，便大干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后的官方顾问，也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是又一个很纠结的故事。
在前八个世纪里，修道院积攒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他们不顾国库开支的与日俱增，拒不向国家交税，因而他们握有大量过剩的财产。国王陛下——他的荣耀比他的信誉大得多——抓住了这个机会，重新填满了自己的金库。为此，他给支持他的教士一点好处，作为报答，他被允许随意向教会借钱，想借多少就给多少。
这样一来，“不可撤销”的《南特敕令》被一项一项地改变了。起初基督徒还没有被禁除，但是坚持信仰胡格诺派事业的人总是得不到安宁。据说一些省份里的错误教义很顽固，龙骑兵的人马便去大肆横行，住在老百姓家，发号施令，很使人讨厌。他们狂吃豪饮，偷走勺子和叉子，打破家具，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无恶不作。主人们失望极了，便冲到法庭要求保护，谁知却被嘲弄一番，还说这是他们自作自受，自己应该知道怎样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重新博得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从了劝告，到附近的乡间牧师那里接受天主教洗礼。但是绝大部分纯朴的人还是坚持自幼就信仰的理想。最后等教堂一个接一个被关闭，教士被送上了十字架，他们才懂得原来他们命里注定要倒霉。他们不想投降，便决定一走了之，可是刚到边境，才得知谁也不许离境，抓住就被绞死，帮忙的人大概也得上绞架。
显然，当时发生了一些后人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其实自从埃及法老的时候起，各个政府也都不时“关闭边境”，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决意要走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种危险，总是可以找到路的。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徒通过“秘密途径”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当然这些外逃者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是以忠诚肯干而闻名的商人和艺术家，信誉很好，精力又充沛，没过几年便重新繁盛起来。这繁盛本来应该是属于法国的，法国在经济上失去了无法计算的价值。
如果说《南特敕令》的取缔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并不算夸张。
法国一直是富有的国家。但是商业和宗教从来没能合作。
自法国政权拜倒在石榴裙和黑色法衣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注定了。签署驱逐胡格诺教徒法令的那支笔，后来也签署了路易十六的死刑执行令。
[1] 《南特敕令》，中世纪时期，法国亨利四世为了结束长期的内战和平息新教徒的愤怒，于1598年颁布的法令。
[2] 枢机，教宗治理普世教会的职务上最得力的助手和顾问。1917年颁布的《天主教法典》称“枢机”为教宗的参议会，由教宗选拔任命；依法享有选举教宗的权利，并以集体方式协助教宗处理较重要的事项，或个别地协助教宗处理普世教会的日常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