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宽容而进行的斗争一直都是“组织型社会”与“社会精英分子”这两派长期争斗的一部分。“组织型社会”永远把“集体”的长久安全稳定摆在第一位；而“社会精英分子”则认为迄今为止推动世界进步的功劳应归于个人，并非大众努力的结果。其实就大众而言，他们本质上是反对一切改革创新的。因此，个人的权利远高于集体。
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过去，有时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对孩子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别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白食其果。”
于是，性急的臣民们就赶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壮丽的几个字：“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皇家刽子手的畏惧，通常并不会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作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成果。
十六世纪后半叶，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居民大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于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做决定时要迅速果断，按照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不达目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谷物鱼类搬运工。他们懂得，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付现钱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六个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他们成为进行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而且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1]是“欲要统治世界者必先了解这个世界”这个古老格言的光辉典范，他开始时是个着装入时、钱多财广的年轻人，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最大的君王当机要秘书。他在晚宴和舞会上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颇为闻名的女继承人，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不很用功，对他来说对赛马的兴趣远远超过研究宗教。
宗教改革引起的社会动**在他眼里起初不过是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稍用手腕，再摆出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便可以解决了。
不过，等他了解了国王和臣民之间的争端的本质时，这个和蔼的贵人已经突然变成了卓有能力的领袖。其实，他所要从事的是当时已经完全失势的事业。他在短期内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或者立即予以放弃）。这个布鲁塞尔的花花公子成为哈普斯堡的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
然而财产的变动并没有改变他的个性。威廉在仓满囤流的时候是哲学家，住在两三间出租房子里，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费的时候也还是哲学家。过去有一个主教想建造足够的绞架来处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主教的企图，如今他同样尽量要刹住热情的加尔文教徒要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干劲。
几乎毫无指望。
二万至三万人已经惨遭杀戮，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装满了新的牺牲品，遥远的西班牙正在召集一支军队，准备在叛乱分子还没有扩散至欧洲其他地方的时候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有人说应该热爱刚刚绞死自己父兄、叔叔和爷爷的人，也有人在拼命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无需告诉读者是谁在反对。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事例和他对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已经向追随者表明有性格的人应该超脱摩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