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无愧于哲学家这个词，他们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完全摆脱了十三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报答。但等他们过世以后，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了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这些欧洲人不仅带来了强壮的臂膀（这是他们必需的），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只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在各个问题上只依从自己，绝不会兼听旁议。
当时我们太乐观了，又忙于勘探大陆的资源，以致觉得有了这个大熔炉就能解决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质，最好是经过缓慢复杂的过程，还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管，因为人的灵魂不愿意被液化，它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结果便是现在这个局面。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各种各样现代的不宽容，比中世纪的不宽容又胜一筹，因为中世纪要“说服”异教徒也只不过使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之前我讲过，我并不信赖对不愉快的事采取熟视无睹的政策。因此我得出了不乐观的结论：至少在目前，我们对眼下非常不幸的事态是做不了建设性的事情的。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形势，同时又要缓慢地为将来做出细致的规划，这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措手不及了，因为文明再也经受不住类似近六年中所遭受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了。
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像一场飓风。它不仅摧毁了大部分人类组织，而且使许多人死去或陷于穷困潦倒之中，要在不长的时间里消除这些损失是不可能的。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而且毫发无损的人们，只顾兴致勃勃地修理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别人变成了废墟的大厦。最后，在周围受打击最重的被遗弃的里弄里，要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接着，在一些凄凉的地下室的废墟里，谁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了一些陌生的、不健康的人。他们聚集一些被抛弃的人，开始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这些人是在荒凉的灌木丛里长大的，那里根本不会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
既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许多年，我们就可以用正确的观点观察它。世界大战后，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这比得到其他任何东西的愿望都要迫切。但它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于是许多有害的新学说应运而生，它使我们想起了那些难以置信的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冲天的弯曲小巷里发展起来的。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那些信徒，饿得实在受不了，便逃了出来，涌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庄里。对此，我们毫无准备，就像十七个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那时，附近沙漠里的暴徒瞪圆双眼，闯入学校，处死了哲学家。因为他们传授的宽容学说意味着是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们的诅咒。
是的，我们现在像过去一样惊讶和绝望。现在我们再想扫除席卷了整个地球的瘟疫——偏执和暴虐的瘟疫，为时已晚。但至少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依然存在的这个事实，把它们看作是某些非常古老的人类性格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多少年来，这些性格一直在沉睡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卷土重来，而且由于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压抑，其狂暴、愤怒和凶残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就是现在展现在我们恐怖的目光前的图景。我们自己（为辽阔的大西洋祝福吧！），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风暴中，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稍有松懈，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刚才我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就我看来，除了保持头脑冷静，时刻提高警惕，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磨嘴皮子不会有什么成效。幻想自己如何优越，这种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冲动，只能加速崩溃的过程。因为民主的敌人会把我们的怜悯和长期容忍的态度误解为单纯的软弱，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持完全对立的理论观点的人，大谈什么宽容，就犹如对白蚂蚁甜言蜜语地吹嘘“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而这些白蚁却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不！就我所理解的当前形势，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已经太晚了。是我们鼓励了敌人进来。我们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护，直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反对自己的保护人，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下等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我们星球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迫切的和绝对的责任——养精蓄锐，保存自己，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想法。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由于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和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我们暂时丧失了许多领土，因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稍稍撤退，然后为再发动一次启蒙运动作好准备。
这样就给予我们在宽容问题上实际锻炼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首先要根除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想法。它们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还屡见不鲜。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这支军队受命进行一场决战——时，必须为那个快乐的时辰做好充分的准备。那时，我们又一次为那场能够带来最后和永久理性的斗争而勇往直前，使它发挥威力，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留给几个坚定的志愿者的工作。我承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最困难的一场斗争，但是担当它的人将流芳百世。这场光荣斗争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慈善家而受到人们的欢呼——他们使人类解脱了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缚，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变成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1940年8月于康涅狄格州老格林威治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