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首诗，在某个地方流传，大意是，上帝在神秘地活动，在创造奇迹。
对于研究过大西洋沿海地区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是很明显的。
十七世纪上半叶，一群虔诚的追寻基督教《旧约》理想的人落户美洲大陆北部，他们的狂热，使得不知情的访客，把他们当作摩西的追随者，而不是基督的信徒。浩瀚无边、波涛汹涌的寒冷海域把他们与欧洲国家隔断了，这些开拓者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种恐怖的精神统治，这在对马瑟家族的大规模搜捕和政治迫害的狂潮中达到了顶峰。
现在，乍一看，似乎不大可能把这种宽容的倾向和这两位令人起敬的绅士联系在一起，而这宽容倾向在英国与其从前殖民地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前的《美国宪法》以及其他许多文件里又讲得明明白白。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十七世纪的镇压非常残酷，这势必导致支持更加自由的思想的强烈反弹。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会突然派人去收集索兹尼的文集，不再用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新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而且都是些颇有能力和智谋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宽容思想写进羊皮纸宣言，新的独立民族的大厦就要在这上面拔地而起。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或许不会这么成功。但是，美洲北部的殖民化一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瑞士的路德教会已经开辟了部分领域，法国派来了一些胡格诺教徒，荷兰的阿米尼教徒也占领了大块土地。而英国的各个宗派都曾经试图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蛮荒地带建立自己的小天堂。
这有利于各种教派的共同发展。不同宗教之间如此完美的平衡，使得一些殖民地的人们，被迫保持一种最原始的初级的互相忍耐形式；若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非拧断对方的脖子不可。
对于那些坐收渔利的体面绅士来说，这种局面当然不受欢迎。自新的仁慈思想出现数年之后，他们仍然在为维持旧的正直理想而战斗。虽然收效甚微，却成功地使年轻人疏远了一种信条，而这个信条里的仁慈、善良的概念似乎是从比它野蛮的印第安人那里借用来的。
对我们美国来说，幸运的是，在这场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是一批人数虽少但却勇气十足的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
思想的传播异常轻快，即使一艘八十吨重的双桅小帆船装载的新思想，都足以颠覆整个大陆。十八世纪的美洲殖民者没有什么雕塑和大钢琴，但他们却不缺乏书籍。十三个殖民地中的聪明人士开始明白，在这个浩大世界中，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在蠢蠢欲动，而这是他们在星期日的布道中从未听过的。那时的书商成了他们的先知。尽管他们没有公开与现有的教会脱离，表面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就表示自己是古老的特兰西瓦尼亚[1]王储的最忠实信徒。这位老王储没有对“一神论”教派的臣民实施迫害，原因是仁慈的上帝已经明确地给了他做三件事的权力：“创造新事物，预知未来，支配人的良知。”
当需要为将来治理国家，制订一个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写进文件里，并将其呈现在公共舆论这个最高法庭面前。
假如弗吉尼亚善良的公民知道，他们带着万分崇敬的心情去聆听演讲，是由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由思想者——直接操纵的话，他们一定会惊恐万分。然而，他们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2]本人就是一个有着极度自由思想的人，当他声称只能用理性和信念，而不是强制或暴力来统领宗教，又或者，当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良知和意愿，平等地从事宗教活动时，他只是在重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以及伊拉斯谟已经思考过并写在著作里的思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