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身患结石病的二十五年前，他生下了我，那时的他还十分健壮，我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哪儿才是这种疾病隐患的藏身之地呢？那时，父亲离患上此病还有这么遥远的年岁，而我的出生所产生的影响会如此遥远深刻？我也有很多兄弟姐妹，都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但患上这种病的人唯有我一个，为什么我在四十五岁后会罹患这种疾病？它又如何隐藏得这么天衣无缝？若有人能为我清楚地解释这一过程，我一定会对此深信不疑，像信任其他那些奇迹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像其他人那样，冠冕堂皇地给我讲述一些比事实还古怪难懂的理论，还强迫我听信于他。
在这里，希望我的放肆能得到医生的谅解，因为历经了这场无法逃身又曲折不堪的遗传之路，我曾对医生的各种说法心生厌恶，轻蔑以对。这种对医学的轻视态度，完全是出于遗传，而不是我本身使然。我父亲的寿命为七十四岁，祖父为六十九岁，曾祖父也活了近八十个年头，他们从不吃什么药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所有不作为日常食用的食物，都可称作药。
我的观点在于，医学是由实验和病例创造出来的。不过，这样一个显著且又解释问题的实验要在哪儿做？我并不清楚能不能从医学史中找出这样三个人——出生于同一个家庭，不论生死都在同一所房子里发生，自始至终都坚持遵循医生的要求生活。他们应坦然承认与我站在同一边，就算不是源于理性，那至少源于运气；而就医生来看，理性要远不及运气来得重要。
如今我落得这种境地，医生千万不要威胁我或吓唬我，也不要幸灾乐祸，否则这就是不负责任地敷衍糊弄人了。因此，实际上，就我的家庭来看，所有成员都能活到那个年岁，这至少证明了我的话不是毫无道理。这种稳定性在人群中并不常见，再过十八年，这一信念也就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曾祖父是在1402年出生的。不过，这个实验逐渐失去了说服力和证明力，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现在我备受折磨，但我不应承受他们的谴责：之前的四十七年我一直过得安然无恙，无病无灾，哪怕我的生命现在已走到了尽头，也算是不感遗憾了。
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天性，我的祖祖辈辈似乎都厌恶医学，我的父亲连药都不能接近。我的叔叔科雅克领主，一位教会人士，自幼孱弱多病，但也就这样顽强地活了六十七年。一次，他连续几日高烧不退，医生派人转告他的家属，说若不及时求医必会毙命（他们所指的求医，通常无异于求死）。在听到这个可怕的宣判时，这个老实人吃惊不已，但尽管如此，他也照样回答：“那就死好了。”没过多久，这份宣告就被上帝撕了个粉碎。
我家有四个兄弟，最小的是布萨盖领主，比其他兄弟年轻好几岁，也就只有他一人与医学领域常打交道。我想，这是出于他议会法院顾问的身份所致，虽然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但除了圣米歇尔领主外，他比其他人都早死许多年。
我想，很可能我对医学的抵制态度也是源于他们那里。但假如只有这一点原因，我会努力将其克服。因为这种天性的倾向性通常都没什么道理可言，也就难免会有不利，是一种理应消除的病态心理。既然我的这种倾向是天性使然，那么我的理性也必然会反复思考它，顺便就巩固强化它，以至形成了我现在的态度。因为药难入口而躲避或反抗医学，这一顾虑也会遭受我的谴责；我的禀性并非如此。我的观点是，为了健康，再苦的药、再难以忍受的痛苦治疗，都是有所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