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文应以不露作者面目为正宗，那从前流行的“夹叙夹议”究属滥调。我国从来文人叙述一悲哀的事实，末尾常有“呜呼悲矣！”的附加语；描写一难得的人物，往往用“呜呼！可以风矣！”煞脚。其实这是作者对于读者的专制态度。作者的任务只要把是悲或可风的事实如实写出，传给读者就够，至于悲不悲，被风不被风，都属于读者的自由，不必用了谆谆教诲的态度来强迫的。
我喜读《孔雀东南飞》，但对于末尾的“多谢后世人，戒哉慎勿忘”二句，常感不快，以为总是缺陷，不如没有了好。因为作者在这二句中突然伸出头来了。同是描写兵祸的诗，我喜读杜甫的《石壕吏》，而不甚喜读白乐天的《新丰折臂翁》。因为前者纯系记叙性，后者的末尾“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一段完全是作者自己在那里说话，突然露出了面目的。《新丰折臂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之一，据白乐天自序，这五十首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
不用说，记叙文中也有以作者自身为对象的。但这只限在文体“自序”或第一人称的小说的时候。这时作者完全与读者对面，作者就是文中的主人翁，一切都用了告语的态度写出。其情形与作者自己做了媒介传给外界某事物的光景于读者时，完全不同的。用主观的态度或第一人称到底，可以；用客观的态度或第三人称到底，也可以。所可非议的只是明明是客观的态度或第三人称的文字，突然作者伸出头来，把主观的或第一人称的态度夹杂进去，使文字失其统一。
中国旧小说中，这种不统一之处很多。内容上作者用了“可以戒矣”“可以风矣”的态度含着劝惩主义的不必说，即在文字的形式上，作者时时出头。先就小说文字的腔调看，有下面种种的例可指：
“却说”“正是”“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前人有诗曰，……”或“有诗为证”。
“说时迟，那时快。”
“闲言不表，且归正传。”
“也是合当有事。”
这类词句都是作者的口气，就是作者在文中时时现出了。以上还不过就常用的腔调说，正文中同样的缺陷也几乎随处皆有。试以《红楼梦》为例：
〔第四回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则暂不能写矣，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一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
（第五回）
……宝玉笑而不答，一径同秦钟上学去了。〔原来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族中膏火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如今秦宝二人来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见，读起书来……〔原来这学中虽多是本族子弟与些亲戚家子侄，俗语说得好：“一龙一种，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自秦宝二人来了，都生得花朵儿一般模样……
（第九回）
……金荣只顾得意乱说，却不防还有别人，〔谁知〕早又触怒了一个人。〔你道这人是谁？原来这人名唤贾蔷，亦系贾府中之正派玄孙……〕
（同上）
再以《水浒》为例：
……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得，〔我且问你，这七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这七个，恰才那个挑酒的汉子，便是白日鼠白胜。却怎样地用药？原来挑酒上冈子时，两桶都是好酒。七个人先吃了一桶，刘唐揭起桶盖，又兜了半瓢吃。故意要他们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后吴用去松林里取出药来抖在瓢里，只做走来饶他酒吃，把瓢去兜时，药已搅在酒里，假意兜半瓢吃，那白胜劈手夺下，倾在桶里。——这个便是计策。那计较都是吴用主张，这个唤作“智取生辰纲”。〕
（第十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