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伊扎克·吉尔伯阿和大卫·施迈德勒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使用最大最小准则，分别计算两种先验状态下的期望值（概率平均值），并选择较差的一方作为评估标准。在上文提到的例子中，做出实施行动的选择时，第一种先验判断的期望值为10万日元（100万日元×0.7-60万日元），第二种先验判断的期望值为-20万日元（100万日元×0.4-60万日元）。应该选择两者之中较差的-20万日元作为保底值。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任何行动时的利润为0万日元（保底值），大于采取行动时的保底值-20万日元，由此可以判断，该决策者不应采取任何行动。
这种多重先验判断是在人们缺乏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信心时产生的。伊扎克·吉尔伯阿和大卫·施迈德勒从数学角度固化了其运用机制。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应该如何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呢？
多重先验理论发挥作用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平时积极培养利用多重先验理论进行思考的习惯；二是坚持认为人们是在多重先验理论的支配（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下实施行动的，并积极利用这一特点，充分发挥其在自己决策方面的作用。
下面，我将就第一个作用进行说明。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一般都无法掌握大量、准确的信息。如果有某些统计数据还好判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判断都是缺少足够的信息支持的。在这种局面下，我们还要面对决策的压力。虽然受困于信息太少导致缺乏自信是客观存在的事情，但是与就此放弃努力不做任何预测相比，我们应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缺乏自信的实际情况，养成利用多重先验理论思考的习惯。这是因为与放弃预测相比，多重先验理论有利于我们进行更为有效的思考。
在明确了第一个作用后，我将对第二个作用进行说明。如果人们是在多重先验理论的支配下进行决策的，那么就可以对他们行为样式中存在的看似不合理的部分给出合理的解释。不仅如此，有时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理解问题的视角，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用多重先验理论来“解读他人的行为”，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在下文中，我将按照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的顺序，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说明。
应该如何充分发挥第二意见[1]的作用？
自然形成多重先验并且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医疗领域的第二意见。
“第二意见”是指除了主治医生以外，患者向其他医生咨询关于自身疾病治疗方针的建议。近年来，其重要性备受关注，成了讨论的焦点，逐渐被纳入普通的医疗体系，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机制的优点非常明显：一方面，患者在选择自身疾病的治疗方案时，可以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并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主治医生可将确定治疗方案的部分责任交还给患者本人，从而减轻医生的责任负担。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当患者得到第二意见时，往往会产生多重先验判断，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比如，主治医生认为“通过手术治愈这种疾病的概率为90%，通过用药治愈的概率为20%”。与之相对，给出第二意见的医生则认为“通过手术治愈这种疾病的概率为60%，通过用药治愈的概率为50%”。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患者而言，作为治愈的概率模型，会产生两种先验判断：通过手术治愈的概率为90%，通过用药治愈的概率为20%；通过手术治愈的概率为60%，通过用药治愈的概率为50%。
然而，患者是难以对这两种先验判断进行优先级排序的。这是因为大多数患者本身并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而提出上述概率模型的都是拥有医学专业知识的医生。患者缺乏充分的依据对两种先验判断进行比较，并选择自己应该信任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