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是，这个连自己独自上街买件衣服都会打哆嗦的神经质女人，居然常常被比喻成狼。她要是匹狼，也只是身着狼皮而已，伏在她貌似强势的女权攻势下的勇气，只是一块蓄电池，真正的勇气来自她身后的人——小时候是妈妈，未成年时是姐姐，最后的终身接班人是她的丈夫伦纳德。这个女人活在文学史上是个奇迹，真要移植到你家客厅里，只能是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她会在做饭时把婚戒丢在猪油里，还会在参加舞会时把衬裙穿反。她的锋利不过是“舌辣”，而不是“根辣”。而她的丈夫伦纳德呢？他曾经在噩梦中把自己的拇指拔脱节了，这种“噩梦中的畜力”在看似优雅的弗吉尼亚身上一样有，他们在某些地方是完全对称的。在弗吉尼亚还很小、无法熟练使用语言暴力的时候，她就有一种阴郁的能力，她一旦震怒，她的兄姐们立刻感到周围气温陡降，头顶飞过一团乌云，恐惧压顶。这两股子畜力，有时是反向的，比如弗吉尼亚疯病发作的时候，伦纳德就得用自己的畜力去压制她的；在她无恙的时候，这种畜力转而成为一种远景式的呵护，保护着她在生活中的低能。为此他搭上了他的青春、生育权、一根健全的神经。这一切，我想大于一个男人对妻室的爱意，它更是他对她文学天才的保护，对某种绝对事物的信仰，这种纯正的反犬儒气质，才是真正的布卢姆斯伯里精神。
很多艺术家都有自我形象设计癖，并不是他们刻意撒谎，只是他们太热衷于虚构：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喜欢把自己设计成一个素人作家、以写作打发闲时的闲妇，但是任何人胆敢质疑她的作品，她立刻像母狼一样，从窝里凶悍地扑出去捍卫它们；还有弗里达，她明明是1907年出生，可她在所有的官方履历表上填的都是1910年，那是墨西哥大革命爆发的一年，她觉得这有利于把自己塑造得带有“革命之女”这种激越鲜亮的背景色，更能映衬她波澜壮阔的政治思想。与她们的耽于自我的戏剧化不同，弗吉尼亚的自我调节恰恰是反向的。她在行文时也是一样，非常淡漠人物的戏剧特征，却很关心他们的精神构造。
1917年，她认识了新西兰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基于对一种即将出现的新鲜文体——意识流文学的敏感与革新意识，她们彼此投契，又基于同样的原因，她们彼此嫉恨。在交谈甚欢的流沙之下，是弗吉尼亚比水泥地还结实的顽固势利眼，她是个超级势利眼，但却是一种教养和智性的势利，并不涉及对方的物质背景，这也是她全部的价值观，这种势利眼的证据频频出现在她六卷本的日记里。关于曼斯菲尔德，她写道：“这女人是个商人的女儿，她穿着像妓女，谈吐像婊子，身上有体味，像一只刚刚卖过**的麝鼠。”
还好，弗吉尼亚除了有一根多刺和不忠的舌头、过于精密的头脑、踩了油门就踩不住刹车的想象力之外，还有尚算健全的自省机制。她像一只冰箱里的表，低温，精密，24小时不眠不休地自我精确定位，她又在日记里盘点了自己的灵魂，承认自己嫉妒曼斯菲尔德活泼自主、实验性的生活方式，和比她本人大得多的异性社交半径。正负加减之后，账面显示的结果是中正的：（曼斯菲尔德）是一只可爱的猫科动物，镇静，疏远，独来独往。
甚至她的发疯也是同样质地的，这种发疯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她是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发疯，像是一个人隔着雾气斑驳的玻璃窗，看着屋子里的另外一个自我在发疯，却无法打破窗子把那个自我救出来。想一想，这个热爱阅读的女人，她甚至把不能阅读都当作她自杀的一个原因，如果她不停地发病，能阅读的只余下自己的疯狂，那会把她带到一种怎样的境地？如果她选择放弃这种智**，不再写和读，不再做任何刺激智性的事，医生说她可以不再发疯，但是她说“不能写，毋宁死”。谁说放弃生命不是一种爱的方向？选择与卑贱的形而下生活苟且求和，是一种勇气，放弃也是，这才是布卢姆斯伯里精神的骄傲、绝尘处。
在那部叫作《时时刻刻》的电影里，伍尔夫一边走上楼梯，一边说：“Imayhaveafirstsentence.”这第一句话就是，达洛维夫人说：“我要自己去买花。”自己去，不受他人干涉，她去了花店，她说，百合太苍白了，她不要。弗吉尼亚，这朵英格兰百合，亦被她自己放弃了：“亲爱的伦纳德，要直面人生，永远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了解，爱它的本质，然后，放弃它。——伍尔夫。”至此，她已经有过两次自杀的经验，她熟练地蹚过浅水，走向河中心，边走边把一块大石头塞进口袋里。我合上眼，耳边是电影里的音乐，它简单地重复，平直地来去，并不太汹涌，像时间，回复往返。
[1] Bloomsbury，当时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小团体，用凯恩斯的话说，堪称“精英的聚会”：“他们以其智性的品格和怀疑的精神，反抗传统，特立独行，对当时的英国社会风俗和文化模式都产生了相当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