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周瘦鹃是个善于理财的人，而丘彦明也很有幸可以定居荷兰，但不是每个作家都像他们这么幸运能购置自己的园地，有些四处游走、客居他乡的作家，就只能用笔端记录下路过眼见的花木了。比如汪曾祺，他少时生长在苏北，后去云南求学，再后来北上在京剧团工作。他写过很多关于草木的文字。我很难写他，一写就得摘他的原文。他的文字看起来句句都是白话，口语化，但是神来之笔。美在意境、气韵。他的文字说实也实，比如写小时候和姐姐摘梅花，梅花枝多，好踏，要采旁枝逸出、花开一半的，这样插瓶才有韵致，又开得久。这是很简单的白描，但那个场景真美。还有写木香，记得有两排木香长在老家运河两岸，搭枝成头顶的花棚，再回去问，老家人都说没有——恍如梦境，简直是桃花源嘛。
还有叶灵凤，我很喜欢叶的草木文字，虽然很多人觉得他文字有点粗糙。有次我无意翻到一本旧书《拈花惹草》，书里选得最多的就是汪曾祺和他。在汪曾祺那种写意清丽，几乎是“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文字映衬下，叶灵凤确实是肤质糙了点。但他就像是毛姆说德莱顿“一条欢快的河流，流过村庄、城镇、山林，带着户外空气令人愉悦的气味”，不失文义的活泼。他写得多而广，在上海时就写江南植物，到香港就写岭南的。一路走来一路看，见识广，文字直接，细微处也不乏幽情，我一直记得他写小时候的寂寥，就是在一个夏日，看着一株鸟萝爬藤。还有他写木棉，“花开在树上时花瓣向上，花托比花瓣重，因此从树上落下，在空中保持原状，六出的花瓣成了螺旋桨，一路旋转掉下”——树下观花落的那个人，必有颗闲寂的心。
还有周氏兄弟。在我的成长期，网络尚未兴起，甚至连出版业都不太兴盛，依稀记得，我能读到中国的港台文学，还有欧美文学，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我们那代人，以国民教育课本为主要读物。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应该都滞留着这样强制背诵的段落吧：“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话说有一年我去绍兴，特别仔细地看了百草园旧址，那大树倒是在的，依稀也能看到菜畦的痕迹。因为季节缘故还没结出毛豆，而那棵“高大的皂荚树”，经植物学家比对，确认其正身为无患子，也就是绍兴人口中的“肥皂树”。
周氏兄弟都爱植物，相比鲁迅，我倒觉得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里，写到的草木文字更为朴实有味。再说周建人，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两个哥哥都远渡东洋求学，留下他侍奉老母。他不甘荒废学业，想自学成才。鲁迅认为其他专业都需要实验器材，只有植物学，漫山遍野都是花草，硬件要求较低，于是寄了几本参考书给他，他就自己背了标本箱，自行上山研究，居然还真成了生物学家。
邓云乡也爱花，但他爱的花都比较家常。他的文章胖乎乎，但又不同于丰子恺的胖。丰子恺的文章是一个白胖妇人，一个意思可以兜兜转转走很远；邓云乡的实用信息要密集很多，是个大骨架男人。他是红学专家，在写植物时也常常考据溯源。他和周瘦鹃不一样，他的文字比较阔朗，没有雅士之逸致，也不栽花种树，笔下常见的不过是些平常的华北树木，幼年山乡里的杏树、胡同里的槐荫，顶多看见小盆栽比较漂亮时会顺手买两盆，或是过年节插点梅枝之类。那代文人里，老舍也爱植物，而且会养，这是我看汪曾祺提起的，说老舍的爸爸是花匠，他自幼承袭父辈的爱好，很会侍弄**。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当了文联主席，也会喊同事们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