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前，就有了改革的行动和舆论，时代是能够接受某些改革的。但是却不能接受光绪那种一揽子改革。因光绪反其道而行，在短短的103天中，光绪皇帝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作顾问，发出了40余道上谕。一揽子提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几乎说出了他们想到的所有问题：改革行政机构，裁减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重定考试制度；取消各地书院，改设新式学校，学习西学。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修订法律作为摆脱治外法权的开端；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实行军队、警察和邮政系统的现代化；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提倡上书言事；鼓励发明和出国留学……
光绪皇帝急匆匆把所有的话在百来天全盘说出，过多的企求招致了过多的反对，把所有重要的利益集团都得罪了。
别的暂且不说，只说废八股，八股文要不得，使最容易接受新思潮的青年士大夫、知识分子丫到了改革的对立面。虽说八股文的弊处，那些读书人大都知道，但那毕竟是几百万举人、秀才做官的敲门砖。说废就废了，十年寒窗的工夫毁于一旦，又用什么去敲开仕途之门？不对立心里的气能平得了吗？
光绪的改革中使所有重要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都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支持改革的人中，除光绪之外，所有维新派都是汉人，皇帝裁减官员的措施对许多在职满人形成威胁，有人担心皇帝要撤掉所有满人的官职；军事改革威胁到了古老的满人八旗兵和维持治安的汉人绿营兵；将寺院改为学校的计划使和尚们惊恐万状，而在宫内的太监中又有和尚们的很多朋友；改革科举教育也让全体文官大惊失色，他们熟就是从那条四书五经、八股文的老路爬上来的。谴责腐败几乎震动了所有的官员……总之，当光绪把计划全部公之于世时，他就不仅仅是与慈禧太后敌对，更重要的是他与整个既成制度处于了敌对状态。所以最终他非但没能把队伍建起来，没有得到盟友，还给自己增加一大堆的敌人。本想孤立对手，不曾想却孤立了自己。面对那些上谕，人们大都是敷衍了事，基本没有得到实施，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最终，“百日维新”成了急冲冲与岩石相撞又碰得粉碎的一团政治浪花，匆匆地夭折了。良好的说话时机，只需要摒除一切不利的因素。一位著名的财政顾问曾经说过：把握适当时机说话的问题相当重要，首先我们必须看清楚有希望的顾客，是否真的具有认购的意愿。如果你忽略了对方的问题，而大谈自己的问题，那么说明你根本没有把握住重点，你的目的也就不可能达到。
在经营中，把握适当的说话时机也是达到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适当的时机更能起到作用。例如：一连串的广告宣传、建设性的批评和态度，或政策的变更等等，凡是需要决定或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如何选择说话的时机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如哲学家詹姆士所言：“在伟大成为事实以前，必须适应时代的能接受性。”
在经营过程中说话时机的适当与否，多少会有些倾向显示出来。当我们想要寻找适当的时机向上司提出诸如设备不够，或劝其购买新的设备等问题，如果上司对办公室目前的桌椅安排部已心满意足，当然不可再向他提出新的建议。也就是说即使你有新的设想，也必须稍做等待，使上司冷静一段时间再说。这种做法并不是劝你“不要说出来”，而是劝你在不适当的时机“什么都不要说”。比如当你要去拜见某一位要员时，最好是确定在对方乐于接见你的时候去。有些推销员常以充分的理由认为他在一定的季节或星期几去访问顾客必能获得成功，他们确信那是向对方提出话题的最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