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修解释道：“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今进不能胜，退恐遭人笑，在此有何益处？来日魏王必班师矣。”
夏侯惇对杨修的这一番解释非常佩服，于是，下令营中将士打点行装，好鸣金收兵，准备撤退。
曹操得知这种情况，一口咬定杨修造谣惑众，在他身上安了一个扰乱军心罪，毫不留情地把他杀了。
杨修颇有些聪明，最后却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恃才傲物，只想一味夸耀自己的机智，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好恶；即使面对的是顶头上司，还要处处露一手，终于惨遭灭顶的命运。
说话，通常不是说给自己听，而是说给别人听；既然如此，你又怎么能不去考虑一下别人听了这些话，会有怎么样的解读呢？
把握说话的最佳时机
说话，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却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要如何把话说的动听、如何把话说到厅的心窝里，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有些人天生性急，总是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往往等到察觉说错话的时候都为时已晚了；有些人则是沉默不语，该说话的时候不说，以为“沉默是金”，不懂的说话适当时机的人，也往往会错过许多大好机会。
古人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恰巧说明了“说话艺术”的重要性，而并不是“言多必失”，会说话的人，即使说的再多也都是字字珠玑；不会说话的人，不会察言观色，也不懂得在适当的时机说话，即使话在说，一开口就伤人，又有何用呢？
失足，你可以马上站起来；失言，你也许永远无法挽回。
要想把话说得恰到好处，卡耐基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住说话时机。孔子在《论语季氏篇》里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不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不该说话的时候却说了，叫做急躁，应该说话了却不说，叫做隐瞒，不看对方脸色变化便贸然开口，叫闭着眼睛瞎说。这三种毛病都是没有把握住说话时机。说话是直接的语言交往，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双方当场对面，还要受到周围环境的种种限制。该说话时不说，马上时过境迁，失去成功的机会。一句话说到点儿上，很快拍板，事情就办成了。说话时机的把握，有时就在瞬息之间，稍纵即逝，时不待我，失不再来。因此，说话时机的把握，比掌握、运用其他说话技巧更难更重要。
说话的时机是由说话的时境提供的。说话的时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语言环境，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可以说，一个人说话是以整个社会生活为背景的。要把握准说话的时机，就不能不对说话时境与说话行为之间的变化规律及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说话的时境具有客观性的风格，对于说话的主体而言，时境构成的诸种要素都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有没有说话行为发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以客观的形式独立，这一点早已为哲学家们所证明。心理环境和语言环境虽然可以在说话过程中随时生成，但一经生成，就是以客观的形式存在的，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一样对说话行为产生制约作用。人的说话行为只能在具体的时境中发生、进行，谁也无法随着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摆脱它，超越它，说话行为也只有与具体的时境结合并保持统一，才能准确表达自己要说的意思。
清光绪皇帝就不具备适应时代的能接受性。改革免不了得罪人，但它需要构建形势，组建拥护改革的队伍，至少这个队伍不能是反对改革的。问题和要求一经“说”出，实施过程中谁是盟友、谁是对手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改革毕竟不是战争，所以即使是对手，用一套彻底的主张将其制服也不是太可能，为顺利实施改革，正确的做法是用有限的要求去减弱他的对抗。非要对抗，也尽可能让其他人不跟着对抗，就是说，让强硬对抗者孤立无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