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的宽和大度的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人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入说： “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也能够深深的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
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
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过：“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 “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但凡预谋大事之人，必应有自己的一套明理心思，但不管怎样，总不免要学会心随着群英之意，而口上则随广善大众。我们以宽和大度之态交友与处世，不但会自己博得了众多的支持和鼎力协助，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同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塑造军队也须用“和”字
曾国藩语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领兵疆场，挽一朝之危亡，很重要一点就是用“和”字治军，用“和”字来塑造军队。
一是在组织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
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很有优势，他说：
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于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上司紧密相连，如果上司落职或死了，所部也全体解散，再由新统领自己挑募，成立新军。这就形成了军队私属的性质，出现“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招募的勇丁大多为同乡同里之人。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刘长佑“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荃“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曾国藩对此说明：“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规定所招丁勇，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存档各查。从感情上笼络人，从组织上控制人，为全军达到“诸将一气，为众一心”打下了组织基础。
营官以上各将领，实行“呼朋引类”。一营之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军中。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等干将。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宾、李元度，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江忠源与刘长佑还存在姻亲关系。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下属视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军队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