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才能造就良好的成事环境。曾国藩在为人处世上坚持以和谐为先，在待人接物中与人为善，诚恕待人，在治国治军治家中坚持原则以和为贵，这使他获得能够轻易理顺各种关系，获得家人、朋友、上级和下司的鼎力支持，形成和气致祥的氛围，做出一番顶天立地的伟业。
和是一种好的处世智慧
曾国藩语录：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国藩最重“人和”，认为举大事者不计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而不能过于计较别人的小错。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和古人大有近似之处。春秋时晋国赵武“私仇不入公门”，举荐仇人刑伯子为中牟令。祁奚举荐仇家解狐接替自己的职务。晋悼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说：”你问的是谁能担任中军尉，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这都是从公、从国家大局利益出发，是以贤能才干为准，以事业为要。
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一度隶属于刘玄。刘玄因嫉妒谋杀了战功赫赫的刘秀的哥哥刘缤。刘秀悲痛之后，考虑到王莽未除，一旦与刘玄决裂，则兵力分散，必为所乘。因而刘秀强忍悲痛，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刘缤)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因此而得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
唐代中兴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原来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帐下任牙门都将，但二人长期意见分歧，水火不相容。后来郭子仪升任节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报私仇，欲率兵逃走。正犹豫间，安史之乱爆发。身为大将，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共事一君却形同仇敌，如今你大权在握，要死要活，你看着办！”不料郭子仪倒地便拜：“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考虑私仇呢，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啊尸以后的日子里，二人携手共击叛军，立下不朽功业。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而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少地荒，当时曾国藩部有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雪上加霜，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得到朝廷允准。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大乱之世，像沈这样的举动说不上千分傲慢无礼，自己不该忌恨，还是要以“和”为上。
曾国藩还说：“军事危急之际，同舟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看重的也还是个“和”字。
“和”在许多场合也作为计谋，掩人耳目。有“假和”，还有“假不和”。“假和”多为独角戏。春秋时郑国与东胡联姻。一日郑国国君欲兴战事，就问臣下该向哪国开战好。一位大臣根据当时形势，认为应该首选东胡。郑国国君佯怒杀之，称东胡乃亲戚之国。东胡闻知大喜，更无戒备。不料数日后，郑国起兵，一举灭之。
就曾国藩而言，也不愧为以“假不和”来保官固权的谋略高手。后人风传湘军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与左宗棠断交一事，其实正是曾国藩实施这一谋略的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