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之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摆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摆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屈下身段，遇事体察一番。
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吝惜；智慧愈苦而愈
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遭尔推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晚年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心力交瘁之际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条自宽自励，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作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 “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恨”，便要克服一切困难和疾病，勤奋读书、著
书，为完成自己的学问作最后的拼搏。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万下心中充满了物欲，好邪虚伪的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为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看作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原因呢?”像这样的“忠诚”，没有一种躬身入局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守朴实方可成大器
曾国藩语录：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能可大可久。
“朴实”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用于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正精神。“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最高人生理想。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 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