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整顿淮南盐务的运输秩序，曾国藩还制定了《淮盐运行楚岸章程》，其中明确规定了八条盐务政策：第一，在泰州设立招商局，规定每年淮盐楚运的数量，让有资力的商队前去登记认购，分期分批运输，使盐运规范化；第二，在两湖地区设置督销局，保护盐价平稳，缉查私盐；第三，采用四处截角查私，盐道上分四处关口，分别查验运盐的份量，每验一次减去盐销凭证的一角，运抵湘鄂后验票即知是否私盐，并且有效地避免了商人的作弊；第四，加重邻私厘税，使从邻近省份私自运输的食盐畏重税而退却；第五，计算盐运的成本款项，根据成本费用支付补偿盐商的运输等费用；第六，补完各处厘金，规定盐运各关卡的收税数目、方式，以及税钱的接济军饷的去向；第七，商运、官运之盐务规程应按划一处理；第八，保证长江盐道的畅通，严禁勒索收税。以上八条章程的施行，不可不谓之缜密，足见曾国藩对于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曾国藩说，“官不爱民，余所痛恨。”他在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时，也曾提到自己的“爱民发自内心。”他认为，爱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一首《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就可以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去爱，要出乎“真心”。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累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
忠心诚意为国家
曾国藩语录：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人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他的直谏就鲜明体现了忠诚为国、不顾个人安危的品质。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庞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
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 “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