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的重要的时间在都用在率军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三江两湖战场上，为了给湘军筹来足够的粮购经费，他施展一系列辗转腾挪的功夫，想尽办法才勉强维持了全军数万官兵的俸银、粮饷。在此过程中，他充分地看到了饱经战乱，贪官污吏搜括和天灾人祸中的“民间疾苦”。于是主张所有的“官”都要发自“真心”地去爱民，惜民力；甚至身体力行，要朋友和家人做好官，轻视聚敛钱财，以至于自己做了一辈子大官，连件像样的衣饰也没有，两个宝贝女儿只有一条绸裤，出去赴宴也只能替换着来穿。
曾国藩于咸丰元年上《备陈民间疾苦疏》，有云：“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必安，能抚民也。我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团结而不可解也。”
由于当时银价过昂，人民为完赋税，卖粮换银，负苛沉重。他接着又上《平银价疏》，希望设法平抑银价，减轻人民负担，并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六种方法：一、规定当时物价，每年一换；二、京城以外的军饷，都改为发放制钱，少发银两；三、户部各项收入，也可以收取制钱；四、地丁款项，分县收钱；五卅省各项名目的开支，都改为发放制钱；六、适当减少铜矿的开采，以抬高制钱的价格。
此外，他在这份奏折里提到了关及民生的两个问题：“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与“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并且认为，“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
后来曾国藩又参与发行钞票和大钱的讨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反对发行钞票和大钱。同治二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又指出：“钱价不平，由于钱少，此是探源之论。”希望能够多铸铜钱，满足民众需要。
对于关注民生的盐务问题，曾国藩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所上的《截停淮北饷盐并设法整理以复旧制折》中，曾国藩指出：本来淮北的盐务，自从前任的督臣陶澍改行了票盐后，方法得当，商民称便，盐路畅通，如果能够按这个章程循序实行，经历一百年也不会出现弊端。但是后来战事漫延，促使盐道塞阻，销售畅滞不定，盐既不能按时足额运售，盐税也无法正常收报。这些积弊一出，一些商贩便开始在其中捣鬼,一些军人也依凭强力到盐坝中任意提取，以致于旧制虽好，却无法再正常施用了。
曾国藩希望能够通过四项因势得导的办法整顿盐务：第一，规定明确盐务税收的项目和数额，清除一些不必要的、名目繁多的厘税项目，以促使盐道的便利畅通；第二，体恤盐商，削减一些地区和河运盐税，降低商人的运输成本，使其有利可图；第三，将从盐务中抽取的支付军费的钱款重新规划分配，厘清盐税的用途去向；第四，为了防止一些盐商从盐包大小的随意改换上钻空子，下令使用一定规格的盐包，阻绝漏洞。
至于四川盐迄走私兴盛的原因；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四川距两湖地区较准扬为近，而且准盐逆江而上，路途遥远，中间遭遇风暴，生死不测因素更多，本来就不利盐运，而四川居长江上游，距两湖途近，航运便捷，于是私盐的运输十分兴盛。为了恢复旧制，完成准盐正常地向湘鄂地区输出，曾国藩希望能够采用严厉查禁川运私盐的方法，便利淮北盐务的整顿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