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度以书生领兵，曾国藩对他最不放心，一再叮嘱他禀报军情应当详实，不要“空说吉祥语”。咸丰十年三月，李元度奉命前往徽州防守，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 日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日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日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日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 日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第一条就告诫李元度不要任用好为大言的文人。后来曾国藩又论及任用绅、土之道，其中一条是“禁大言以务实”，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看重。张运兰(字凯章)开始只是王鑫手下的一个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曾国藩一再提拔。1860年，曾国藩命宋梦兰率军与他配合作战，对来说：“张凯章观察精细沉实，先行后言，阁下与之相处，似可将军中琐事一一研究，总以‘质实’二字为主，以阁下之熟于乡土，凯章之老于戎行，又皆脚踏实地，躬耐劳苦，必能交相资益，力拯时艰。”
曾国藩越到晚年，越是厌空言重力行，谆谆告诫子弟，视为处世办事的铁则。一般情况下，年青人都喜欢高谈阔论，如曾国藩所说，“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随着阅历增加，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就逐渐趋向实际，甚至变得谨小慎微。这有不利的方面，但重行的传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年青气盛的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实事求是，反对空谈
曾国藩语录：实事求是，不徒托诸空言，是办事第一义。
湖南山灵水秀，人才辈出，其积聚多年沉淀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卓有特色。这种文化是由南宋初年创立的地域性学派——胡安国父子的湖湘学派而开始形成的。湖湘学派因书院教育的发达而发扬光大，造就了一大批学者，使这种学术传统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这种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有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等。
其中曾国藩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派，又简称为“实学”。“实学”源自理学，但又有很大区别，它发挥了理学中的经世思想，主张学问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反对做死学问，更反对华而不实的空谈。“实学”思潮针对明代心学的空疏学风而在明清之际盛行起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代表人物。而曾国藩最钦佩的学者，就是顾、王二人。顾炎武所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曾国藩深为折服。1846年初冬，曾国藩移住京城报国寺，隔壁就是顾亭林祠，于是写下《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称赞顾炎武为北斗巨眼，万古金声，对他顶礼膜拜。曾国藩后来作《圣哲画像记》，将顾炎武列入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顾氏对曾国藩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评价也非常高。他后来嘱其弟曾国荃设金陵书局，广搜王氏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卷，王夫之从此为士林熟知，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实得曾国藩之力。王夫之清初从事抗清斗争，力践经世之旨，以民族危亡为己任，正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拔起于湘江楚水之地，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突出的务实精神，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基本内蕴。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带有强烈地域性特征的湖湘文化传统必然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口向，因此二人具有某些相似处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