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知之艰，行之唯艰。大凡做出大功业者，皆是务求实效之人。曾国藩深受“经世致用”理念之薰陶，他力主实事求是，不讲空言，不尚虚名，于小处、实处着手，专务朴实，事事力行，做一件便算一件，行一步便算一步，务求实诳，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立业者。纵观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他的务实力行之功夫。
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曾国藩语录：知一句便行一句。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某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主要，未若行之之实”，“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实行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就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工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