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位而不败之法，只有谦虚谨慎而已。咸丰四年(1854)九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就已申明了这一原则：“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唯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曾国藩的谨慎，体现在行事务个方面，如交友慎重，用人谨慎，谨言慎行等。而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时时反省自己的“悔”字诀更是有效。官居高位之后，曾国藩时时反思自己，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瑕指责，从不授人以柄。
同治帝继位后，曾国藩受到了隆重的封赏，简直受宠若惊。然而在他的家书、日记、书信中，都找不到欣喜的字眼，反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几个月间，朝廷数次封赏，被任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并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按察使，赏穿黄马褂。曾贞干以同知直隶知州选用。但曾国藩在家书中，一再告诫高官难做，要谨慎行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给二位弟弟写信，叹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二十四日，又写信说：“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次年正月初一，曾国藩被加协办大学士衔：曾国荃授为浙江按察使。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说：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 此时政变之后不久，慈禧垂帘听政，顾命八大臣四死四革。曾国藩之所以畏惧，也是有前车之鉴。惊惧之余，曾国藩开始反省自己有无过错。经过一番自我检讨，他认为尚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年年底，他给曾国荃回信说：
弟因时贤开府论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一节，极是极是。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唯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此外省不了了。
从此信来看，曾国藩还是有自信的。但宫廷权力结构的变化再次使曾国藩警惕起来。自从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垂帘听政，而恭亲王奕沂则操持大局。奕沂思想开放，与洋人关系较为融洽，同时有改革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创办洋务。当时的“洋务运动”，京城以奕沂为首，地方则以曾、左、李、沈为首，互相支持。但慈禧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将奕沂视为对手，借机削其权力，最终迫使他屈服，完全交出权力。1865年后，奕沂几乎已经退出政坛了。对此曾国藩十分震惊。这年三月十八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
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寄谕，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殊堪大诧。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虽恭王病假之时，亦尚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若非生死大变，则为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
老于官场世故的曾国藩果然没有猜错。不几日，他又收到京报，明白登载了革除恭亲王差事的谕旨。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出了他当时惊心动魄的感觉：“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 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其心中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奕沂位极人臣，而且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仍有覆败之日，曾国藩自己既非满人，又手握重兵，官居极品，如何不忧?发生了这件事后，他更加谨慎。每有封赏，他的担忧就加深了一层。平定太平天国后，他被封为一等侯，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都被封为伯。不久，又在他们的爵位上加封不同字。曾国藩在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鸿章在伯上加“肃毅”二字。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怂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此时曾国荃正受到朝野攻击，曾国藩惊惧不安，便是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