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意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诉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
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王闽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非常欣赏，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尹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鸦片战争其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顾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谨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尹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如樊案的发生，王闽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肃顺便大力相助，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肃顺后来更是肃顺乘时进言，力举咸丰帝不信任的曾国藩两江总督，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面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宜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后来肃顾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发现许多朝野文武大臣都有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与肃顺的一字一言，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今天从政的环境与往日封建社会做官所处恶劣的环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做为一个领导人，坐看深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认清国际国内局势而有所作为也是应该的。这样不但可以可以更好地少犯错误，而且可以更好地有所作为！
有所畏惧才能居高不危
曾国藩语录：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有所畏惧，办事就会认真不苟，必深思熟虑而后行；有所畏惧，则无论何时都不会自满骄傲，不致因骄而败。曾国藩所畏的是权力可能导致的危险。他在曾日记中写道：“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位越高，权越重，所受祸患则越大。纵观历代遭受奇祸的官员，多为权臣。曾国藩因功劳日大，权力越来越重，官高至于极品，使他更加担忧。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邓汪琼写信，请他多提谏言，信中说：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阁下爱我，迥越恒俗，望常以药石之言相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