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的这一番话自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对于一个手握重兵，远离国土的人来说，这种话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与他一同出兵的钟会对他的大功本来就十分妒忌，便以此为把柄，诬告他有谋反之心；司马昭也担心他功高权大，难于控制，于是，一道诏书下来，将邓艾父子囚车押送京师，中途被仇家杀掉。可怜耿耿忠心，70高龄的邓艾，再也不会想到，当他建立殊勋之日，也正是他灭亡之时。
所以，应该记住老子的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对于做领导的人，也是如此。因为傲慢会使人不尊重群众意见，从而做不到集思广益，做出最佳的决策。此外，傲慢还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在现在还是将来，为官从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是一个不败的法宝。
深思远虑方可避祸
曾国藩语录：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见其旷，此“高明”之说也。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面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
他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图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乎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过密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遭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诉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用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顾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顾关系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