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他终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锐意奋斗。
危急之际需靠自己
曾国藩语录：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宰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 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人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 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人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巳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 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 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功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 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振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