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一点，胡雪岩决定冒一次险。他不惜动用钱庄的的“堆花”款项以超低利率，悉数把钱贷给麟桂，这样做，钱庄大伙刘庆生有些不解，胡雪岩则说：“调度，调度，作生意讲究的就是调度，所谓‘调’，就是调得动，所谓‘度’，就是预算。生意要做得活络，有进有出，什么时候有银子进来，什么时候银子该用出去，要有计划。银子调来调去，只要不穿帮崩盘就可以。”
胡雪岩这一宝，倒是压对了。尽管麟桂就要调走，但他临走前，送了“阜康”钱庄三样礼物：
一、找到名目，请朝廷户部明令褒扬“阜康”，这等于是浙江省政府请中央财政部，发个正字标记给“阜康”，不但在浙江提高“阜康”名声，将来京里户部和浙江省之间的公款往来，也委托“阜康”办理汇兑。
二、浙江省额外增收，支援江苏省戡剿太平天国的“协饷”，也委由“阜康”办理汇兑。
三、将来江苏省与浙江省公款往来，也归“阜康”经手。
这样的一招“烧冷灶”，使得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不仅不愁没有生意做，还将生意做到了上海和江苏去。“烧冷灶”的利益回报，一下就显出来 胡雪岩不仅烧过地方官员的“冷灶”，甚至也烧过朝廷的“冷灶”。话说胡雪岩开设“阜康钱庄”未久，朝廷军兴，需财孔急，因而户部(也就是清廷的财政部)乃发行“官票”。
表面上，朝廷规定“愿将官票兑换为银者，与银一律”，但是，倘若朝廷节制，官票适度发行，倒还罢了；如果官票无限制滥发，则现银有限，官票无数；届时官票必然大幅贬值。
清廷户部十分贼精，通令各省布政使司衙门(也就是省库)，每省吃下官票若干。然后，再由各省布政使司衙门，通令省内钱庄或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强制分摊，全数吃下官票。也就是，朝廷凭空发行纸纱(亦即官票)，强制兑换民间现银。
这种干法，正常人无不忧心忡忡，深恐将来票多银少，自己吃亏。杭州城里大大小小钱庄业者，无不哭丧着脸，大伙在钱庄公会里开会，讨论对策。那次同业聚会，胡雪岩没有参加，但他事前明白告诉“阜康钱庄”档手刘庆生：“我们现在做生意，就是要帮官军打胜仗。只要能帮官军打胜仗的生意，我们都要做，哪怕是赔钱生意，照样要做。这不是亏本，是提前放资本下去，有朝一日官军打了胜仗，天下一太平，到时候什么生意不好做?到时候，我们是出过力的，公家自然会报答我们，做生意处处方便。”
正因为胡雪岩如此指示，刘庆生乃于杭州城钱庄公会中，抢先吃下额度允诺一万五行两现银，兑换“官票。”事实证明了胡雪岩的正确。清廷打败太平军后，因为阜康率先承销官票有功，特地下旨褒奖，阜康的名声一下子就上达京城了。
胡雪岩也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谋士，颇有孟尝君遗风，许乃钊为其一。胡雪岩对他执礼甚恭，专门去函，盛赞他的政绩政声，然后历诉浙江民众疾苦，以及当时面临的各种窘境，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许乃钊为其所感，忠心耿耿为其服务而不自觉。当然，少不了暗中给许乃钊打打牙祭，让许有知遇之感。又比如落魄文人裘丰言，胡雪岩遇节必送礼金，使裘丰言十分感激。正因如此，时人盛赞其有“春”秋策上风度。
当然，“烧冷灶”也不是逢灶便烧，而是放出眼光，择其有资望者，或将来必有起用之日者，殷勤接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冷灶”变热，政客上台，烧灶者便能如愿以偿。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
江湖上能有这种眼光的人很多。抗战时期在香港，杜月笙供给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史人参、药品和家用，死后为其营葬。有门人说杨云史已经是一个过去之人，待他这么好又有什么意义。杜月笙曾这样自我表白；“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尝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