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浮沉，难有宁日，而曾国藩在一生中却“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与他的护身之诀不无关系。他认为身居高位，眼光一定要远，考虑一定要深，任何时候都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谨慎自己的言行，戒骄戒躁，懂得淡泊宁静的道理。
眼光要远，考虑要深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因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靠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之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廷乃是满清旗人的朝廷，对汉人本就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这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图藩家也有密切来往。后来由于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词，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官绅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最终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利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缺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其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其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作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恭亲王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波涛汹涌似乎对他丝毫无碍。尤为令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可以保持其自身地位岿然不动，这其中缘由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的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之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获得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