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便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交瘁，苦痛不堪，不想再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之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媾和签约的穆彰阿。曾国藩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必须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他原已意识到自己要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众矢之的。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任凭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但曾国藩对此明知而不惧，展示了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
在曾纪泽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
“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这一番话，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像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
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他的外交手腕的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真正的后继有人。
不改初衷，守好本分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改变自己的行为的。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就容易越发加重。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人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他的直谏就鲜明体现了他忠诚为国、不顾个人安危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