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人做事情都会小心谨慎，稳妥从事。作为一代名人，曾国藩认为，办事应该兢兢业业，守好自己的本分，体恤民情，凡事都要努力，永不放弃，相信“自助者天助之”，这样，事情一定会办好。
兢兢业业，做好事情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中几次想自杀，有记载最主要的就有四次。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想要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诠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意为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当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也不避祸害。当曾国藩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重发眩昏”，“泄泻不止”。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命人运到了保定。曾国藩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会致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终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他给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强调此次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曾国藩向他们交代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交代说自己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带病登程。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它们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来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他们的军事力量也远比中国强大，因此中国绝不能轻言与这几国洋人开战；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其中也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强大，互不相让，得罪哪一方都不好交代。并且，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而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而引起国际争端或武力冲突。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因此，他只能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这引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议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得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对其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这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表示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英名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