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还曾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之。”
早年曾国藩在京任职，被派往四川办完公事后，曾把一千两银子的俸禄寄回家中，其中的四百两用于馈赠族人和亲戚，此事被详细地记载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他给弟弟的信中。信中说：“所寄银两，以四百为馈赠族戚之用……所以为此者，盖族戚中有断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余则牵连而及。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恻者久之。”
在给祖父的信中，他详细说明了要将寄往家中的一千两银子拿出近一半周济族戚的理由：“孙所以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大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秦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大全，恐盈枉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令不略为支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鼓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此二者，孙之愚见如此。然孙少不更事，未能远谋，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孙断不敢擅自专权。”
曾国藩是个很细心的人，他又写信告诉家人，切不可说这些赠送是他的主意，而要说是父母及祖父大人的主张，这才符合“恩出自上”的情理。一个多月后，他又写信说：“男之浅见，不送则家家不送，要送则家家全送；要减则每家减去一半，不减则家家不减。不然，口惠而实不至，亲族之间嫌怨丛生，将来衅生不测，反成仇雠，请审慎施行。”
家人收到银两后，父亲称赞“其周旋族戚，极是做官的美举”，表示“照单行之，决不有失”。
当时，曾国藩的十舅江通送他进京的时候，说：“外甥在外地做官时舅舅来作烧火夫。”他的五舅江南把他送到长沙，握着他的手说：“明年我送你媳妇到京师。”曾国藩说：“京城很苦，舅舅不要来了。”江南听了后说：“是啊，但我一定要找到你当官的地方！”说完，眼泪簌簌而下。后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借，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以为可乎？兰姊慧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之觖望，吾能不愧如一家一身乎？”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曾国藩的家信中还谈及很多。
我们看了这些，不但可以了解曾国藩对亲戚族人情谊的深厚，还能了解到当时农村经济如何凋敝以及民间生活已经困苦到了什么程度。作为耕读世家的子嗣，曾国藩既然来自乡间，深知民间生活的艰苦，一旦经济稍为宽裕，就尽力帮助族人亲戚，这原本是人之常理。曾国藩说：敬悯族亲固然不同于孝敬父母，无需时时处处资助他们。但事事处处记挂他们，不忘他们，则是正道。一旦条件允许即伸出“援手”，拉扶一把。
每一个人都有多重身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家族这个环境里，族亲是除了本家庭以外与己最为密切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德操的高低，最易被人透识。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连父母都不敬悯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敬悯族亲；而不敬悯族亲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兼济天下，此所谓仁德也。
曾国藩还注意善待仆从。仆从不是家庭成员，但又与家庭中每个成员朝夕共处，这方面关系如何维护，也见曾国藩之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