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性格很倔强，曾国藩在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写给他的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说：“我们兄弟性格继承母亲的居多，好的地方也正在倔强上。”星冈公讲理透彻，说的许多话成为曾门家规，多属于言教。曾麟书对父亲十分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属于身教。他们对后世的教育方法虽然不同，但对于感化家人，成为乡人的榜样，可谓殊途同归。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的熏染之下，曾国藩确也成就了他为一代孝子的美誉。
但凡曾国藩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
或“男谨呈”等。虽然这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孝心殷切，至孝至诚了。
其次，曾国藩远在他乡时，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以缓父母对自己的怀念之情。又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也是他孝顺的一个方面。如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又说：“母亲齿痛，不知比从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务宜慎之又慎。”
曾国藩似这类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甚多。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放下作罢。
他在京里得知母亲欲买一丫头，马上去信表示支持，即刻从自己窘迫的收入里拼凑起五十金给母亲寄回。甚至于给他祖父母、父母的四口寿具上漆之类的小事，他也亲自过问，并叮嘱每年同时上漆一次，花费由他自己专项报销。他曾经给星冈公买了一件黑狸皮褂，以尽儿孙之心，并去信再三叮嘱，说：“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知信否？
若果尔，则回湘天气须勤勤检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指防潮剂），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樟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量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细致的叮咛中，曾国藩的孝心殷殷可见。
当他得知父亲因过多地躬亲家事而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去信说：“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忝窃卿贰，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以宽解父亲的疲累。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色难者，就是永远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旨意，而不专指饮食的供奉。曾国藩夫妇侍奉父母，均以得其欢心为本，故一家融洽，上下欢愉，养成了一团和睦之气。所以说，事亲以得其欢心为本。
对待朋友，要懂得包容
曾国藩是把家作为人生的根据地来看待的，认为进可以治国，退可以安身，家是必须治理好的。那么家族、姻戚呢？只不过是比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大一点罢了，说来说去，总还是自家人。这也就是说，大的家族，包括姻戚在内，也是人生的根据地，甚至是一种血肉长城，也必须尽心竭力地加以经营和治理。
敬悯族亲姻党，是曾国藩在道德上口碑甚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深得众人爱戴、理解和支持的一个有利“资本”，进而成了他获得成功的一种势力和无形资产。
曾国藩对待家庭，主张孝悌，对待族人亲戚，则主张敬爱。他认为，如果把孝敬父母的情意用到亲戚身上，对他们则不会不敬不爱。
至于对待族亲的道理，曾国藩曾说：“至于家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中只宜一概爱之敬之。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