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找谁去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
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赴江西，于是曾国藩自此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兵、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营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地方，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了兄弟相助，底气自然也足了许多。
在曾氏五兄弟中，以曾国藩和曾国荃二人天分最高，资质最佳，成就也最大。曾国藩的家书以给诸兄弟的为多，其中给曾国荃的家书最多。
这不仅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之故，也是因为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因病而请假，在家里休养了三年。其间捻军势大，曾国藩忙得焦头烂额，几欲请曾国荃出山，但又强压制住这一想法，为曾国荃的病，也为他将来更为远大的前程着想，曾国藩几次三番地劝其暂缓出山，务必等假满之后再出。为了不影响曾国荃仕途的发展，曾国藩竟然在信中说，等他归来即自愿退出仕途。
曾国藩是曾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曾国藩都对其予以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其弟曾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而他“自问此心，觉无愧于兄弟”。他这么说过，也如此做过，纵观曾国藩家书，尽管曾遭温弟、澄弟、沅弟的误解，然其疼爱兄弟，一颗为兄者的热切殷重之心，无时不溢于纸间。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谋；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主要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未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对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二人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认真倾听。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事，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所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即便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堵回去，就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
